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北京定出了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針。那個時候，中國剛剛推行改革開放，以解決實行了三十年的前蘇聯史太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造成中國十分貧窮落後的問題。那時的朝野上下都對這種社會主義信心大失，咸認為必須在改革開放中摸着石頭過河，一方面堅守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根本領導，一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包括引進和借鑑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管理及某些制度建構和思想文化價值觀，推動中國經濟、科技、民生、政治各方面發展。
這也說明朝廷缺乏經驗，底氣不足，有求於資本主義，對九七後如何治理資本主義行之百多年的香港，更是心中無底，遂乾脆將治港權力「下放」給香港，期望「港人」能在中央授權、一國規限下管好香港。北京的處境，有求於人和誠意，英夷和香港是感覺到的。不過，他們並不信任北京，且要在九七前後「爭取更多的東西」。對中央授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猶嫌不足，也不信這些寫入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真正「靠得住」。他們認為在共產黨領導的一國框架下，香港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都是沒有保障的，甚至是假的、騙人的。
那麼怎樣他們才能放心滿意呢？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一國，要以削弱和損害國家主權來達到他們想要的一切，包括隔絕「一國」和「兩制」，將「高度自治」提升到「完全自治」，甚至尋求香港走向獨立。
然而事隨境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勢發展已直追美歐資本主義，更遑論香港，北京對操盤資本主義遊戲規則也日臻圓熟，形勢使然下，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成為必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