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唸歷史出身，我經常設想，三百年後如果有史學家爬羅剔抉，要研究二十一世紀初期的香港史，他會否惘然莫之能解，以此為題的學術論文也寫不下去？
將來的史學家翻閱香港二○一○年後幾年的報章、雜誌，會發覺社會怨氣沖天，有一個名為梁振英的特區行政長官，在不少人眼中成了過街老鼠，要除之而後快。翻到二○一六年留下的史料，香港更出現了頗強烈追求擺脫中國、獨立自主的聲音。
史學家最喜歡解釋歷史現象，於是屆時的學者馬上會用自以為敏銳的觸覺，將焦點對準二○一○年後幾年間香港的經濟數據，他們定會以為其時的特區是滿街失業漢與流浪者，民不聊生，人們快要易子而食。但一查資料，史學家會大惑不解，二○一五、一六年特區近乎全民就業，香港與台灣同屬亞洲四小龍，但香港一個洗碗工人的薪酬竟高出台灣普通大學畢業生近半，而且想僱人還不容易哩。
從經濟角度解釋不了，史學家決意另闢蹊徑，從政府的管治能力入手。他們檢視材料，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研究，在二○一六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政府的管治效率竟然位列世界第一。歷史研究講求客觀，史學家必須根據上述材料去解釋社會現象，試問若要解釋二十一世紀初期特區民眾的不滿，治史者該如何落筆？
有香港人說，我們就算甚麼都好，但住房問題太嚴重了。史學家又會翻查資料，二○一六年特區有超過一半人口居於自置物業，香港的公共房屋福利在亞洲居於前列位置，人們說上公屋難，但輪候三年不行，能等上五年、七年仍是大有機會。市民可以有怨氣，卻也不至於怨得這麼深。試問這段歷史，你叫將來專家如何解釋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