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一直強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歷史教訓表明，左總是打着政治正確的面孔，做着錯誤甚至犯罪的事。問題在於，如果不從體制上反左，只是通過運動和政策反左，左就反得不徹底。左只要抓住時機，便會披着新的外衣捲土重來。
左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招牌菜。左有極權的邏輯，也有極權的優勢，更有極權權力的追求。目前左綁架了中國的體制，使之愈來愈偏離中國改革既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目標。
第一，民主目標被左扭曲為官方目標。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先是建立在對文革的反思基礎上，其次是建立在經濟發展迫使政治體制調整的基礎上。為推進民主，就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這都是總結文革教訓的結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和現實起點都始於文革。但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和實現方略卻隨着實踐而改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政治體制由頂層設計和推動並配合經濟自主化的社會力量，改革雖然滯後，但也能做適時調整，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惰性和頑疾，再加上封建專制傳統文化影響，使得政治體制在改革中因受既得利益集團的綁架，使改革在三十年後有嚴重的滯後性。公權力及政治公信力低下，政治合法性資源流失，社會焦慮感加強，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受到嚴重挑戰。
在這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是不可能搞民主的，因為一旦搞民主他們會失去利益，甚至會上審判台。他們又不可能放棄民主的旗幟，否則失去權力形式上的正當和合法性。他們必然打着民主的旗號，充填私貨，讓民主變成權主、官主，或打着民主的旗號行使如學者吳思所說的「官家主義」。
第二，市場經濟目標被扭曲為計劃經濟目標。計劃經濟本已走進歷史，左可以把計劃經濟拉出歷史，走進現實，達到與左共謀的目的。其主要表現是權貴打着公正、維護秩序、加強管理的旗號介入市場經濟，官商勾結，使市場經濟變為權貴經濟，權力讓市場失去活力，讓官員失去壓力，讓權力插上市場的翅膀，讓權力在權力本身和市場經濟獲得雙重豐收。
有意思的是，計劃經濟邏輯上就會導致懶政，官員無所事事。通過左來反腐敗，官員懶上加懶，甚麼事都不愛管，一管就可能出事，於是官員就在那裏等着看熱鬧，等着看別人如何下台。結果，經濟在下滑時加速度，官員在升職時減速度，甚至有地方官員拒絕升官，提前告老還鄉，求個政治安穩。
第三，社會公正目標被扭曲為效率目標。被扭曲為效率目標的典型特徵就是以GDP為核心，以政績為主要驅動力，以中國夢為精神支撐，以大國崛起為主要標誌。但是，與其緊密相隨的就是腐敗嚴重，社會底層難以分享到紅利，官民矛盾加劇。現在僅微博、微信發布的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就層出不窮，顯示官民矛盾愈來愈公開化。這些事件都與社會公正被破壞、官員盲目追求政績，追求升官有極密切關係。
第四，文化自由目標被扭曲為文化工具目標。文化的繁榮程度取決於文化的自由程度。沒有文化自由，文化繁榮即使有，也是虛假的繁榮。現在文化上左的政策，使得文化在繁榮的背後變成文化沙漠。
左只會助長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與絕對濫用。左只會敗壞經濟讓精英跑路。左只會敗壞政治，讓政治聽不到批評。左只會敗壞文化，讓文化虛假繁榮。
左禍真會亂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