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是一個整體，互相支撐、互相補充，論述和實踐起來也應該是整體化的，不應「斬件出售」。這樣講，朝廷是不同意的。
這些年朝廷的論述和實踐是突出「一國兩制」中「一國」也即中央至高無上的權威性、重要性。「兩制」也即香港資本主義的一制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只是「隨從」，必須「服從」，中央給香港多少權力，香港就有多少權力。而中央只是認為在對「一國大局有利」的情況下才會「尊重兩制差異」。對這個「差異」則可根據一國需要作出調整、取捨。
為了達到這樣的境界和「如臂使指」的調控「兩制差異」，朝廷在白皮書中直言加強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直言香港特區和資本主義一制的事情可關乎「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此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怎麼調整，其論述及實踐都是「理直氣壯」、「天經地義」、「有法可依」的。
這樣的老虎皮包在朝廷身上，港人只能「噤若寒蟬」，對「一國兩制」俯首帖耳。然而，時間久了，中港矛盾尖銳了，港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在朝廷「主導政改」爭取民主普選難達目的屢屢失望下，在年輕一代走向社會、爭取權益時代變動下，「本土論述」、「城邦論述」、「分離主張」、「港獨意識」就冒出了。他們乾脆拋掉「一國兩制」的論述框架和「語境」，不和朝廷講「一國」，講「兩制」，他們就講香港自決、自主、優先，講「香港命運自己決定」。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還要用「愛國愛港」教育他們，要用《基本法》「再啟蒙」他們，就只能是各說各話、雞同鴨講。與此同時，朝廷對「一國兩制」的強勢論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想怎麼詮釋就怎麼詮釋，如果覺得麻煩，可乾脆少提或不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