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繁華春去也 一制兩制見輸贏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根基紮實，家底雄厚，曾是璀璨奪目的東方之珠，特別是相對於改革開放前的內地，更是具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但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不僅沒有利用「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進一步發展，反而停滯不前，導致競爭力每況愈下，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

創新不足 優勢漸失

數字最能說明問題。回歸時香港經濟總量佔全國將近兩成，如今只剩百分之三，十年後預料將跌至百分之零點五，「五十年不變」僅僅過了三分之一時間，香港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版圖中已變得微不足道。以單一城市而言，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深圳等經濟總量已陸續超越香港，再過幾年連重慶、武漢、成都等地也將後來居上；而僅僅十年前，北京、上海、廣州加起來的經濟總量還不如香港，這是多麼懸殊的對比，又是多麼驚人的變化。

早前有美國雜誌預言，香港幾年後將變成中國的二線城市，中國不再需要香港，其實，如果以經濟規模和影響力來說，現在的香港已經很難再以一線城市自居了。根據中國社科院今年五月發表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香港已失去綜合競爭力第一的桂冠，十三年來首次被深圳超越，這就是一個明顯的警號。正如社科院報告指出，香港「守成有餘，創新不足」，過度着重金融、航運、旅遊及專業服務等產業，對規模細、新興及有潛力產業關注不足，加上土地與房屋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及租金過高，增加營商成本，窒礙新興產業發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經濟結構單調，創新不足，來來去去依靠金融等少數產業支撐大局，早已陷入無以為繼的困局，港府不是不知問題所在，只是無能為力而已。回歸以來，港府一直將推動經濟轉型掛在嘴邊，從董建華時代的「甚麼港」「甚麼中心」，到曾蔭權時代的「六大優勢產業」，再到梁振英政府的將產業「做多做闊」，吹得天花亂墜，可惜眼高手低，至今一事無成。舉個簡單的例子，香港每年花在創新科技研發的支出僅佔GDP不足百分之一，而深圳則超過百分之四，孰優孰劣，不言而喻。原有產業逐漸空洞化，新的產業還在雲深不知處，競爭力怎麼可能不下跌？

香港過去憑着免稅港和自由貿易取得成功，惟隨着內地逐漸開放，自由貿易區遍地開花，以及當局調低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稅，香港的優勢正逐漸消失。尤其是上海被中央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香港更是面臨直接的競爭和挑戰，金融業和物流業的老本到底還能吃多久，實在令人懷疑。香港貨櫃吞吐量曾高踞全球第一，如今只能排在上海、新加坡、深圳和寧波舟山港之後，屈居第五位，正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典型例子。

政治內耗 蹉跎歲月

事實上，內地硬件建設固然一日千里，軟件設施也日益完善，加上內地精英早已具有流利的外語能力，不乏國際視野和經驗，根本沒有必要再借助香港「走出去」。隨着「一帶一路」戰略逐漸鋪開，亞投行吸引眾多國家參與，中國正加快開放步伐，香港的金融中心和轉口港地位已無足輕重，過去香港被視為吸引全球資金和人才的地方，如今連香港本身的資金和人才也快速流入內地。可以見到，不管是經濟增長和城市競爭力，還是各種人才和文化產業，或者是國際影響力，香港都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邊緣化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是非成敗轉頭空，香港元氣在崩解，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回歸前，港人生活再苦也不必灰心失望，即使做小販，也足以自食其力，許多人就是憑着這種獅子山精神克服困難，逆流而上，為自己開創美好的明天；回歸後，表面上馬照跑舞照跳，繼續維持繁榮，可惜繁榮的背後是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矛盾尖銳、亂象叢生，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羅湖橋就是香港快速沉淪的見證。以前香港人帶着大包小包回內地接濟親友，現在則是內地個人遊反過來打救香港，以前香港人嘲笑內地同胞是「阿燦」，現在香港人變成內地人口中的「港燦」，歷史和香港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香港發展停滯不前，競爭力每況愈下，固然是許多因素造成，而社會高度政治化絕對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中央官員曾指出，香港的經濟民生墮後亞洲四小龍，唯獨在政治方面「超前」，可謂一語中的。香港回歸後內耗不已，管治危機揮之不去，尤其是近年的政改爭拗和佔領之亂，以及反對派的全面不合作，更是導致立法空轉，施政癱瘓，整個社會陷入政治狂熱，根本不可能專心發展經濟和民生。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毀掉羅馬一天就足夠。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國際大都市，足足花了百年時間；而由國際大都市淪為悲情城市，只是短短幾年時間。在全國布局中，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必定是未來的金融和經濟中心，日後的香港恐怕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成為一個純粹的旅遊城市，供遊人憑弔，要麼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再也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六代繁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元代詞人薩都剌這首《金陵懷古》，不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