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政治掛帥，總愛將一切問題歸咎於政治制度，社會貧富懸殊嚴重，經濟產業結構失衡，青少年激進，公務員離心，千錯萬錯，都是制度的錯，都是特首非民選產生所造成。政客這種先入為主的判論，固然是以偏概全，不足一哂，但話分兩頭，港府施政寸步難行，行政主導有名無實，的確又與政治制度缺失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以政改為例，曾有內地中間人私下向泛民議員拉票，得到的答案是：「我們為甚麼要投支持票？」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香港不行政黨輪替這一套，當反對派的只能永遠當反對派，反對港府既不用揀日子，亦不用講究合理不合理。在英、美等地區，執政權主要由兩大政黨爭奪，勢均力敵之下，雙方都有機會上台，都有機會向對方求票，所以當反對派的就有讓步的誘因，以換取將來掌權施政暢順；而香港的情況截然不同，反對派只要打過算盤計夠票連任，對港府的政策大可寸步不讓，儘管該項政策是合情合理，是最符合整體社會利益，甚至是獲得主流民意背書。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一個沒有妥協空間的政治困局，執政者寸步難行，行政主導便無從談起。不過，泛民只能當反對派，不能當執政黨，這是從香港回歸第一日便已注定的命運。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中央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不可能給打着「反中抗共」旗號的反對派上台，這是人之常情，並不能說錯，最錯的是當年既然將行政主導寫入《基本法》，卻沒有相關配套確保落實，便不能說不是政治制度上的缺失。有研究港澳工作人士說，如果當年制訂《基本法》時想得透徹一點，列明首幾任的行政長官有權委任某個百分比立法會議員，令港府既有權亦有票，回歸十七年來的施政局面便有可能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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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