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欄經常強調,佔中的根本是意識形態之爭,這就涉及教育、傳媒、文化工作的範疇。美國還未真的在香港推行顏色革命,但在傳媒、大學教育,美國與相關的勢力在組織與意識形態方面已佔了優勢。反國教一役可見到雙方力量的高下優劣。
佔中的爭辯,尤其是佔中過程所暴露的美國參與和理論的顛倒,可能有助香港社會反思。例如早幾天大專界教師支援學生絕食,要求重啟政改程序。參加者只是幾十人,也盡是在佔中過程積極赤膊上陣的一些所謂學者,顯示出他們在大專界動員能力極為有限。
然而,意識形態的爭鬥,重點是年輕學子,有組織的宣傳和教育工作,特別是積累了二、三十年的宣傳,已深入民心,且深入這二、三十年當權的精英分子的心,要改變並不容易。而在中學教育方面,考試制度把新古典主義、保守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嵌入於課程、教材和考試內容,加以教協裏不少教師的政治化和政黨化,美國主導的意識形態盤根深厚,不易有所轉變。
事實上,香港的大學與中學教育都在商品化、企業化和去中國化,少數人和少數組織產生的能量巨大。加以傳媒的呼應,政府官員的積極配合,香港在回歸之後沒有非殖民地化,也沒有多元化的思想價值發展。要扭轉現時的意識形態美國文化霸權主宰的局面,應該是絕對艱難。現時開展國民教育,非殖民化、去美國化,還是舉步維艱。
問題的根源應更主要的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