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黨禁、報禁仍然存在，不過，大學生找些名目開個派對、在宿舍墊個氈子打麻將還是常有的，不用偷偷摸摸，不明目張膽便是了。教官不會叫你不要玩，但會叮囑你不要參與黨外的集會活動。同學之間話題除了玩，也從港劇、港產片到外語片，又經常扯到政治，南部來的多數撐黨外；有的同學參加了國民黨，彷彿有原罪，又或自覺老土，不是不敢，只是不好意思承認。
課堂上早已預言人類要走入資訊時代，電腦將如何統治世界，但同學要聯絡，仍要多帶銅板打公共電話。那年頭已經開放少量席位的民代選舉，選舉單張最過癮，黨報還把小蔣作偉人看，但單張卻是一句句「豬仔總統」的數落。
英文說的大學，同學自我調侃是「由你玩四年」，多數人都如此，大學一晃眼就過去。有時會念及，為甚麼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看書那樣多？為甚麼人與人之間話題可以慣常是尼采、笛卡兒、叔本華？女同學除了哲學家，偶爾會說說三毛；不一定要打公共電話，寄封限時專送、到宿舍留個信更加有意思。
今日的大學生想甚麼似乎不好捉摸，但大學在說甚麼就很好理解了。捷運刀手讀過的兩所大學，有人急着劃清界線，有人擁抱得太超過，不是現實過政治，就是大愛得超現實。台灣社會向來追求人性化，但人性由誰定義？刀手動手前還跟舊同學茶敍，話題就是要殺人，從網絡遊戲說到現實，這樣的想法從中學到大學，從朋儕到網上，刀手一直沒隱藏。
舊時的人離開大學以前，多數的想法都會在尼采、三毛間，在政治胡扯間過去；來到網絡時代，表達溝通容易了，有些歪念卻總是無法打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