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後，在政改、普選問題上，北京的角色愈來愈走上枱面，愈來愈和反對派直接溝通、交流、談判，這說明中央已不避忌「干預」香港，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下降，知道他們搞不掂反對派，甚至懷疑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否在思想上、價值觀上和反對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暗和之處。同時也說明中央正視反對派在香港回歸後勢力坐大，影響力增強，要自己親自出手擺平也。
從九七過渡期到回歸初期，中南海為了香港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展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可信性，可謂小心翼翼，約束自己，對外界的「干預香港之說」也非常敏感，一有甚麼「不利傳言」都要盡量「消除影響」，自我檢查有甚麼不足和失誤。這樣約束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朝廷其實忍得很辛苦。因為以中共的本性是要無所不在的「管人管事」的，是要讓所有的人都聽她的，是要最大程度的彰顯自己的權力的。因此，這個「本性」一開始就和因為形勢使然、有一個暫時「更實用主義」的要求相衝突，構成內在的緊張關係。北京的這個「忍」自不可能長久，形勢稍變，就會「擺脫束縛」，就會行使早就認定的自家的正當「干預」權力。
中央的權力很大，執行力很強，這是中共建立的制度造成的，是「社會主義的優勢」造成的，相比之下就會覺得香江府衙辦事不力、權力不夠，中央交給他們的任務總不能「出色完成」，甚至屢屢失敗。久而久之，朝廷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必失去信心。這激勵了中央對「重大事情」要「親自操刀」的想法。
由於中央在回歸後「隱忍」自己，有意「不干預香港事務」，加上香江府衙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辦事規則不可能讓他們表現得太狠太硬，反對派的「氣燄遂囂張」起來，勢力不斷坐大，這在朝廷看來又成了惡性循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