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攝錄機已成現代人生活一部分，價值不過一千幾百元的流動電話，已是一部攝錄機，所以警察在執行任務時，隨身攜帶攝錄機，乃最正常不過發展，毋須大驚小怪。
當執行控制人群任務時，警察舉起攝錄機，會否激化群眾情緒？若面對香港一般群眾，應該不會，因為在警察攝錄機前做出可被檢控舉動，等同「博拉」。但在某些國家如烏克蘭，於親俄政府被推翻前，群眾痛恨警察至要跟其拚個死活程度，警察縱使用真槍實彈，亦無助控制群眾，遑論使用毫無殺傷力的攝錄機。
有指警察的攝錄是單向、單方面，對被攝錄對象不公。當然，警方除非有特別目的，不會同時攝錄自己的舉動，但攝錄卻非完全單向，因為警察當時說過甚麼，有沒有在言語上挑釁群眾，也會在影片中被記錄得一清二楚。況且，影片若呈法庭成檢控證據，辯方可就攝錄所得盤問控方，以確定影片以外的實際情況。
現代人早已學懂攝錄的作用。參加示威者，不少隨身攜帶攝錄機，跟警察對着拍攝。警察欲記錄示威者有否行差踏錯，示威者則反過來記錄警察有否濫權，後者甚至反客為主，以攝錄所得投訴警察。近年，有民間組織全程攝錄示威過程不加剪接，以此等記錄促進在示威活動中，警民皆能保持文明克制。
日前，警察在立法會向議員報告在執行任務時，使用隨身攝錄機的初步成效，表面看來小題大做，卻充分反映香港社會文明，立法會仍能發揮制衡警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