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公民抗命，當然有違法可能，但這個「違法」，認知上也必然有立場與時間的差異。抗命的既然是公民，被抗命的自然是政權，所謂違法，違犯的不過是這個政權的法，抗命有無真的違法，結果還要看社會上有多少人認同。比如說「五四運動」，說違法的大概只有北洋政府，但當時社會，從工人到知識分子大多數人都同情學生。於後世社會而言，也不會研究這場運動有無犯法，倒認為運動催化了民族覺醒，帶來了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明進步奠下了基石。
現今搞公民抗命的人，都有個冠冕堂皇的說詞，說是為下一代。說法一廂情願，因為下一代沒叫你為他做甚麼，公民抗命其實是為自己，為下一代不過是個時間含義，等如說從此以後，因此參與公民抗命的人也自然看重抗命結果。
社會運動的推動者，運動還未開展，便先來警告參與者：你有犯法的可能，你又有坐牢的可能；然後營營役役，嘮嘮叨叨，到處解釋這種犯法和打劫金行的犯法有何不同。看起來很理性，看久了便知很缺乏理想性，不過在跟運動參與者衡量犯法後果，完全忽略參與者更想知道的是運動結果，也就是這場運動到底會為社會帶來甚麼樣的改變。推動社運的人，何不多點感性訴求，學學人家馬丁路德金說「我有一個夢」！
公民抗命不是提倡法治運動，若從法治觀點着眼便根本忽視公民抗命的本質是一場政治運動。要是連發起人也沒意識自己在搞政治，結果不過讓運動理性多過理想，法治大於政治，就算政府不用法治來打壓，光是那些愛國團體也都應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