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田漢詞、聶耳曲）原名《義勇軍進行曲》，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屆全國政協討論《國歌》時，有民主人士認為，建國了，當然希望天下太平，但國歌詞中有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感覺上似乎不妥。但毛澤東一錘定音：這句歌詞恰好令我們居安思危！眾人覺得有道理，遂將國歌定下來。
古云：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安」與「危」在一定條件下是會互相轉化的，往往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必須具備憂患意識，往最好方向努力，作最壞情況打算，危機出現之前有所預見、預防，危機出現後及時轉危為機。
前年國家「十二五規劃」把香港定位為「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也重申了這種概括。問題是，對「三個中心」不能靜止地看，必須動態地去分析，「三個中心」其實已醞釀着「危」：上海、新加坡後來居上的擠壓，令香港金融中心重要性逐漸下降；中國「入世」全方位對外開放及兩岸三通直航，使香港貿易轉口地位今非昔比；蛇口港、鹽田港、大小洋山港的低成本競爭，導致香港航運中心市場份額不斷被攤薄。
所以，香港「不能吃老本」，要「火浴鳳凰」一般實現經濟轉型才可重生。可惜，梁振英的施政報告看不出「居安思危」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