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要討論選擇怎樣的社會模式。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和金融海嘯，香港傳統的說法──自由放任已經改為積極不干預。然而，「積極不干預」是不干預甚麼呢？是否不干預雷曼債券的銷售？不干預發水樓？不干預加上積極便是積極地不准別人干預，變成保衞金融和地產霸權。
在曾蔭權狼狽下台、唐英年又輸給梁振英後，已顯示連北京也不能接受地產霸權。香港還有新鴻基地產與許仕仁貪污案正在審理，澳門的歐文龍案也揭出了不少香港地產界的惡行醜聞。這個時候，還要推崇自由市場的不是傻子、呆子便是騙子。另一方面，出口加工貿易在珠三角大勢已去，香港經濟便出現最大問題：何去何從？背後的根本是：香港人想要怎樣的社會？
香港一些人吹噓的「獅子山下」，是沒有社會政策的殖民地社會。香港是否要回歸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抑或是要麥理浩在七十年代的積極作為？七十年代，香港一半人住在公屋，那時的公屋不是解困政策，而是藏富於民的社會工資政策。隨後的免費小學、初中、醫療福利的發展，使香港與同等發展水平的社會差別縮減。
然而，在一句「車毀人亡」後，便揭示了回歸後特區政府削減福利、減建公屋等保守政策方向。於是，香港人的人均收入中位數便十多年沒有改善，窮人增加，貧窮問題嚴重惡化，整個回歸期裏，社會政策的倒退，自始至終都是曾蔭權在把持。
趁梁振英籌備施政報告，香港應討論今後要的是甚麼社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