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促進會公布二○一二年會士名單，華裔人士表現突出，在七百零一位新會士中，六十五位是華裔學者，其中兩位來自香港，一位是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郭新，另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楊強。兩位香港學者的科研成就獲得國際權威機構肯定，港人既與有榮焉，也不無尷尬。
郭新是土生土長的港人，畢業於培正中學，赴加拿大及美國深造，在天文學上卓有建樹，曾與歐洲及美國太空總署合作。楊強來自內地，在北京大學取得天體物理學學士學位，其後赴美國深造，曾在美國大學任教及就職於微軟亞洲研究所，他在無線電通訊及人工智能方面作出非凡貢獻，四年前已被譽滿國際的電機及電子工程學會選為院士，今次再獲殊榮，可謂錦上添花。
到美國接受教育或深造，是許多內地和香港人的成才之路。郭新及楊強的科研成就得到國際公認，與其說是香港之光，不如說是香港叨光。事實上，光憑香港的教育制度及社會氛圍很難培養出國際頂尖級別的科學家，最為港人津津樂道的崔琦及高錕兩位「本土」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分別負笈美國與英國，在海外奠定學術成就，設想他們若留在本地深造和發展，很可能成為商業奇才，而不是科技人才。
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全球金融海嘯後，社會上要求檢討本港產業結構的呼聲此起彼伏，董建華及曾蔭權政府均臨急抱佛腳，前者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後者揚言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可惜，這些舉措不是故作姿態，就是雷大雨小，科技大學前校長朱經武不止一次批評港府葉公好龍，急功近利。剛剛獲選美國科促會會士的郭新也指出，雖然港府投放於研究項目的經費有所增長，但只能接受較小的單項實驗室研究項目，未設機制讓本港學者申請研究撥款，參與多國合作進行的大規模國際性研究，他本人只能以個人學者身份，與歐美太空總署進行合作研究。也就是說，他們的成就與香港沒有甚麼關係。
最令人尷尬的是，香港願意投身科技領域的年輕人愈來愈少，成績最好的中學生考入大學，往往會選擇金融、醫科、法律、精算等被視為出路佳、收入高的專業。原因不難理解，香港從來是一個「搵快錢」的地方，最有錢途的行業莫過於地產及金融，本地最大商家都是地產商，港府主要收入依賴賣地及印花稅，而一般市民的發財捷徑也離不開炒樓及炒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仍有人願意潛心科研並有發明創造，可惜牆內開花牆外香，大都只能將專利賣給內地或外國，為他人作嫁衣裳，是本地科技人才最大的無奈。
事實一再證明，不是香港缺少科技人才，而是港府鼠目寸光，即使有科技人才，也沒有可供他們成長的土壤。產業單調的結構性死症不解，科技人才無用武之地，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就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