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在北京發話，批評香港公務員秉承英國人教導的一套，只會接受指令和執行，缺乏對香港未來發展加入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
王光亞又說，香港公務員在英國人的訓練下，只會接受指令，他們「過去是聽Boss（指聽老闆的話），現在自己當了Boss，都不知道怎樣當Boss」。因此，他說，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
本來，這話只是老生常談。誰都知道，香港公務員被訓練為英國人的「公僕」，只懂聽英國人的話，執行英國主子的指示。因此，在港英統治時期，英文頂呱呱的公務員升遷特別快，在香港大學修讀英語系的畢業生競相投考公務員，就是這批英語精英長期治港。
回歸以後，情況仍然如此。據說，現在特區政府內部文件，大部分仍然使用英文，平民百姓收到的政府文件，也有一部分是只有英文而沒有中文的。就是我接到政府通知獲頒大紫荊勳章，來函也是英文的。
本來，王光亞的談話，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否話中有話呢？如果他的話是批評曾蔭權的，甚或波及唐英年的，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王光亞說：「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級公務員應該按照香港情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進行設計和規劃，根據規劃制訂目標和政策。」這一點，曾蔭權政府有沒有做到呢？顯然沒有做到。特別是這兩年，特區政府官員似乎已進入過渡心態，不僅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涉及民生的諸多問題上，缺乏設計和規劃，而且目標模糊，政策多錯。坊間的批評多如牛毛，雖然不少是政客們的吹毛求疵，但更多的是社會大眾擊中要害。
更為要命的是，一些具體的決策，錯誤明顯，有瑕可擊。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一錯再錯，一改再改，被公眾批評得體無完膚。又如議員出缺的替補方案，推出時就是一個不成熟的方案，又是一改再改，至今爭議不絕。至於其他如教育、醫療等等，也都是政策一出爐便議論紛紛，更被政客們政治化。
說到特區政府應該有長遠的設計、長遠的規劃，這當然是較高的要求。但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只聲明「做好呢份工」，他自己都沒有Boss的觀念，又如何會作長遠打算呢？
那麼，唐英年呢？他雖然是問責官員，現在是第二把手，但他同樣是有公務員心態。唐英年幹了逾十年，想不被潛移默化、不公務員化也不可能。特別是聽到王光亞談到「喝紅酒」這一句，覺得特別刺耳。雖然他講的是外交官，但他說的是要「經歷許多苦難，甚至是槍林彈雨」，不是對含着金匙出世、過着公子哥兒生活者的批評嗎？
王光亞之前對候任特首應具備三個條件的提出，往後對公務員缺乏長遠廣闊視野的批評，都是在向公眾提點選擇候任特首的條件，讓公眾進一步品評疑似候選人，讓疑似候選人進一步爭取表現，藉此炒熱下任特首選舉的議論，使被譏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戰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王光亞看似批評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實則是對他們寄以厚望，正是所謂的「愛之深，責之切」。如果王光亞對公務員隊伍徹底失望，他在之前來港時也不會專門會見高級公務員。這是一個表態，也是過去北京高官來港所沒有的一個姿態。
其實，香港的人才庫盡在公務員隊伍之中，工商界中當然也是藏龍臥虎，但僅屬少數。香港工商界不脫中國社會的父傳子或若干姻親關係的接班人，就像內地的太子黨一樣，其中當然不乏奮發圖強的精英分子，但也有不少是紈絝子弟。反觀公務員的素質較為平均，有較高的學歷，有嚴格的訓練，有一定的傳統，有可循的制度，只是缺乏精明的領導。
當領導的，應善於用人，放手鼓勵下屬創新，鼓勵他們發揮所長，而不是鼓勵蕭規曹隨，也不應讓一些人尸位素餐，得過且過。我認為，改造公務員隊伍，關鍵在於高層領導。如果問責官員有一套共識，必能改變當前公務員隊伍只做「接受指令，執行指令」的半機械人的情況。
香港公務員系統既有上述的若干缺點，也有內地所欠缺的若干優點，如廉潔奉公、工作井井有條、制度明確、不講交情等等。所以，評價香港公務員，應該更全面一點。
王光亞一再發話，是好事不是壞事。有人認為，港澳辦主任多談香港問題，是干預香港事務，違反「一國兩制」，這是不對的。他講的是理論，並不是針對香港的具體施政指手畫腳，何干預之有？過去的主任一如潛水鱷，從不表態，又為港人所詬病；現在有一位敢於發話，說及一些港人關注的問題，又說干預。這種逼人左右做人難的言論，絕對不利於中港之間的善意溝通。
香港又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是要管的。例如最近的菲傭爭取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問題，如果法院判決他們勝訴，將為香港增加許多社會問題和負擔，有人不是提出要中央管一管嗎？作為港澳辦主任，對香港問題發表言論，是應分的事，並不構成干預。我們應歡迎王主任多來港觀察實情，多與港人對話，這對香港是有百利而無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