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半途換掉董建華，讓曾蔭權當特首，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發現沒有任何仕途背景的人當行政長官，很難駕馭英國人建立的文官系統。以往英倫「空降」的港督都能對本地文官系統頤指氣使，是因為這些港督在英國本土有仕途訓練，而且英國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本地官員通常已被馴化得奴性十足，視英倫派來的港督就是主子，不敢不敬。
不過，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的自己同胞當特首，他們就大為不服氣：你小子一天官沒做過，一天政府部門沒幹過，憑甚麼管我們？九七回歸後本地華人高官這種只敢對自己同胞才有的心態，北京並不了解，董建華也不了解，他們都被英國人「忽悠」了一大把：以為香港的公務員和文官制度是「嚴守中立」的，誰來領導他們，誰當特首都是一樣的。
然而，回歸後董建華的悲涼遭遇讓北京清醒，「發現」非仕途出身的特首對香港的文官體系和公務員是玩不轉的，反被人玩，不妨換換「思路」，一方面建高官問責制，讓被培養的未來特首人選進入仕途，熟悉香港政府運作和公務員隊伍，一方面在沒有做好準備之前，讓一位資深公務員出任特首。這就有了曾蔭權富貴從天降，有了唐英年棄商當官。
在這樣的布局下，北京對香港特首的「看法和要求」也有了轉變，從原來的特首應該是一位有聲望、有影響、有深厚背景的社會賢達之士，成為走仕途的資深官僚，當特首實際上就是在香港仕途當上最大的官。
然則，香港經過這麼多年的政治變革、社會發展，走向「雙普選」之路已經非常清晰，而且在體制內和社會上有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一個官僚當特首是無論如何駕馭不了的，僅僅有仕途經驗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有反作用。曾蔭權幾年來的失敗管治，以及唐英年「疑似特首」民望不斷走低，都是無可辯駁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