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定下的事情，中央委員會、黨代表大會定下的事情，都可以由最高領袖及一班退居二線的元老隨意推翻。這種情況，從第三代的江澤民到第四代的胡錦濤已經沒有發生了，「集體定下的大事」，特別是有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接班人的大事，只要經過黨代會、中委會的「法定程序」，就能夠一直貫徹。當然，間中會有一些曲折、風波，但無礙大局。中共領袖個人權威凌駕集體領導之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共今年建黨九十周年，上述變化應該是最值得「慶幸」和總結的經驗之一；否則，中共還不知怎麼折騰，老百姓還不知怎麼遭殃。
毛澤東是最能將個人意志凌駕在全黨之上的領袖，他有這個權威，也有這個愛好。鄧小平也有這樣的「餘威」，他也多少受到毛澤東的愛好傳染，學了一些東西。畢竟，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最是密不可分，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一起經歷了太多太殘酷的黨內權力鬥爭和路線鬥爭。第一代、第二代的政治經歷與性格是融為一爐的，因此，在鄧小平的第二代依然有着個人凌駕全黨的印記，依然在黨內權爭中幾經折騰。
中共第三代和第一代、第二代則拉開了很大的差距。第一代、第二代是革命家，第三代開始是「社會主義建設者」，他們只是在青少年時代經歷了「舊社會」，有的人僅和革命沾點邊。他們參加工作，走入政壇，步步發展，完全是靠「上面」的培養提攜，當然也經歷過官場鬥爭，但「黨的原則」、「組織紀律」對他們的政治性格、所作所為有極大的束縛，第四代更是如此。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領袖，不可能有第一代、第二代革命家的個人權威，行事處世也規矩得多。中共第五代則是在文革造反歲月中度過青少年時代，而青少年的經歷最是影響一個人，第五代和第三代、第四代又有很大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