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十六名副局、政助跑到上海參觀世博，和當地官員進行「工作交流」後，香江府衙之高官又有北上之大動作，十五名各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帶隊，先到北京的國家行政學院學習數天，然後再南下參觀上海世博。
這十五位常任秘書長並非「問責官員」，而是地地道道的資深公務員，如果香江府衙不搞甚麼「高官問責制」，從社會上大量空降「政治人才」的話，這些常任秘書長大有機會已是今之各政策局局長。是高官問責制阻斷了他們的「局長之路」、「局長之夢」。故一直以來，有問責制嚴重打擊公務員士氣之說也。
當然，高級公務員不是沒有機會當局長、副局長，但要「轉制」，而且是「特例」。更重要的是，問責制的出現，衝擊和改變了逾百年之久的香江官場文化乃至運作方式，直到今天大家還在磨合。
對朝廷而言，香江官場中的公務員始終是比較「另類」的一群，他們不歸朝廷吏部管，晉升方法和途徑完全是港英時代之產物，其意識形態、為官理念也和朝廷官員格格不入。香港回歸後，兩地官員來往交流日益增多，無論是談公事還是建「私誼」，表面上客客氣氣，骨子裏別別扭扭。有不少朝廷官員坦言，他們和台灣官員來往接觸，人文方面隔膜很小，酒過三巡，稱兄道弟，十分自然，和香江官員來往接觸，很難真正融洽，總是隔着一層，總覺得他們身上有股「殖民地」氣味也。
這種隔膜和氣味不相投，正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下必須刻意保留的東西，此乃全國政協前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十幾年前說的「茶壺內的茶垢」。這層「茶垢」的存在維護了香江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原味。如果有一天咱們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說話像中共組織部部長，民政事務局的常任秘書長說話像內地的縣太爺，這樣，「一國兩制」也就要壽終正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