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聯盟的訴求其實非常合理：請教育局給予智障孩子同等待遇，不要歧視，若一般孩子在十八歲以後仍可取得資助完成高中，他們的孩子也可以。不過，最謙卑的訴求卻得不到政府的正面回應。於是，在去年暑假的最後一天，滿十八歲的智障孩子悲傷地在遮打花園上了具象徵意義的「最後一課」，在九月一日以後，他們再不能回校學習了。

誰知，到了去年十一月底，事情有了轉機，教育局與大聯盟代表會面，孫明揚局長說：「其實從來沒有十八歲的年齡限制，智障學童可用合理原因申請延長留校。」局長說得輕鬆，效果像「呵，八萬五，沒有這政策喎」。既然如此，教育局為何不早說？

這是二○○九年的難得喜訊，家長折騰多月，終於取得合理結果。可是，政府為何突然改變態度？有人指是一個謎。

我的解讀是：這是政府近年常用的手段，「十八歲」這關卡當然有，在一個關懷社會內也早已過時。可是，政府就是不接受自己「輸」給民間運動，寧願事後採取主動，低調同意政策變更，讓家長轉過來感激政府，也絕對不願公民社會「攞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