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八歲，就讀中七的少年，是「後回歸」的首代。他們依稀記起在小學階段，董建華說希望香港人都能安居樂業，所以每年要建八萬五千個單位。他們對大人們的愁眉苦臉有更深印象，香港經歷金融風暴，樓價跌，但有位「聖誕權」卻說，不要緊，過幾個月就好了。但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跟着他們看見董建華雀躍宣布迪士尼將在香港落腳，香港要注資二百多億元，然後互聯網開始普遍，賺錢似乎較容易，想出個網上生意的點子就會發達，但事實並非如此，科網股很快就爆破了。
二○○三年，他們讀中一，適逢沙士肆虐，香港成為疫埠，學校停課，香港的街道變得冷清。他們戴着口罩看世界，感受着香港人的壓抑和憤怒。七月一日，他們見證了五十萬香港人用腳向政府說不。
於是，少年人納悶，我們將來怎麼辦？
由他們讀小一開始，教育已在改革，但到中七了，卻仍是考試主導的填鴨式教育。大學資助學額沒有增加，就算高考合格也未必能入讀大學，社會階梯成為斷層，社會向上流動不了，他們對出路和前景都感到茫然。
然後，他們聽說政府要花六百六十九億元建一條高鐵，就更憤怒了。要知道，六百多億元可以資助每年一萬個新增的大學學額整整三十年。因此，他們都不約而同來到立法會門外，對高鐵齊齊說不。
但政府看不懂、看不清，當他們說：我們比你更愛香港，警察卻標籤學生為搞事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