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記者採訪收錢，收了錢就寫鱔稿，給錢的官商歡喜，記者也袋袋平安──這樣做記者當然很容易。朋友告知，北京有的記者一日跑幾場，每到一處就收紅包，拿新聞稿，吃點心走人，趕去下一場，又「照辦煮碗」──取紅包拿新聞稿。一日跑三五場，已經很肥了。

如此這般做記者，應屬於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了。

但也有記者做得很辛苦，簡直日子難過，人身安全都成問題。湖北一個記者，因寫了一篇報道觸犯了檢察院的高官，被檢察院發出有「反貪」字樣的詢問通知書（也即傳喚應訊），記者被多方追逼，報社也不太敢保護他，最後迫於無奈，將事件始末寫到網上去。在網上傳開後輿論嘩然，驚動中宣部和最高檢察院，上面派下調查組，證明記者清白，當地檢察院才賠理道歉了事。

記者手上有報道的權，檢察院官員手上有傳喚的權，不管記者有無犯事，只要老爺不高興了，就可以發傳票召你來應訊，你來了以後，有沒有犯罪就由不得你了。該檢察長甚至說，「目前暫時沒有證據，要找到記者調查後才清楚」。

沒有證據先抓人，抓了人後再找證據，天下竟有這樣辦案的。而事件的起因，無非就是記者的報道得罪了檢察院高官。

難怪有人嘆息：這世道不講法理講權力──有權不怕無理，有理只怕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