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高錕在港接受中學教育，但這對他獲得諾貝爾獎是否必不可少、無可取代？高教授遠赴英、美進行光纖技術研究多年，直至成果廣泛落實，才回港在中大執教，繼而出任校長。

香港瀰漫着膜拜權威的封建思想，推崇高錕乃基於他屢獲大獎，如今連諾貝爾獎也拿到手，更凸顯權威至高無上。但這是本末倒置，高錕之所以有今日的權威，全因他的創新，以及不向權威低頭的無比勇氣和毅力。

香港能培養出不向權威低頭的志士嗎？

香港是全球受沙士重創、死人最多的城市。當時辦事不力的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竟被國家抬捧為世衞總幹事；為雞珍出謀獻策的微生物學教授，亦被捧為永不犯錯的神明。這班人仍身居要職，新流感伊始，便高調宣揚是沙士翻版。雞珍受制於世衞各成員國，不斷修正立場；但微生物學大教授在港卻神聖不可侵犯，發現一宗新流感病例便封整家酒店，有些傳媒竟同聲支持，及後明知錯了，卻態度曖昧，迴避修正。對偶爾出現的微弱反對聲音亦容不下，被官方輿論機器打為不團結、有政治目的等。

在此氛圍下，香港有培養諾貝爾獎學人的條件嗎？縱然有朝一日得獎，香港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