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二年，實踐證明「港人治港」不行，引起中央的焦慮和不安，後果有三：一是中央不能再放手不理，而是要多方面有所提點；二是要重新檢討「港人治港」的方式，檢討《基本法》的某些規定；三是中央會對香港的作用和價值重新評估，從而改變以往為「保香港」犧牲內地其他城市、行業發展的做法，中央將卸下這個背了很多年的「心理包袱」。
明白上述三個「後果」，就知道中央駐港機構官員以個人學習心得形式發表的「兩種管治力量」之說是多麼的「小兒科」，多麼的「微不足道」。可是，香港一些人聞此卻如喪考妣，以為有「天大的事情」發生，對此熱議熱炒實在是大驚小怪。
「港人治港」不行，已到了變局的臨界點，北京對此已經逐步有所行動和採取措施。上海要在十年後發展成為與國家的經濟實力、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就是中央轉變決策思路，不再一味「保香港」的顯著標誌。中央這樣做，是在從「保香港」轉變為「促香港」，希望香港能有危機感，能積極振作，化被動為主動。中央也明白，過去那種一味「保香港」的方針很可能是「害」了香港。回歸十二年來，香港不思進取，坐吃老本，萬事不愁甚至妄自尊大，多少與那種「中央要保香港」、「捨我其誰」的心態有關。多少年來，香港一些人的心態一直停留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認為內地比香港落後遠甚，要追上香港至少要五十年、一百年；他們甚至認為香港的優勢是不可取代的，因此，九七回歸後，中央會不惜一切保香港。
這些人看問題犯了形而上學的毛病，世事無絕對，靜止的觀點、一成不變的觀點、絕對化的觀點、主觀主義的觀點、一廂情願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是遠離事實真相和事物本質的。中國在變，中央的決策思路也在變；回歸十二年，香港也在變。內地是在朝進步的方向變，香港則是在朝退步的方向變，中央因應這兩種變，當然只能調整思路和政策，任誰不滿都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