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國著名漢學家接受內地傳媒採訪，談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他很誠懇地告誡中國人：崛起的中國要謙虛。
他認為對於中國的崛起，很多人都沒有準備，包括中國人自己。二○○八年發生的北京奧運、金融海嘯，以及格魯吉亞事件改變了世界。不久前，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公開數落西方金融界的貪婪；而五月初澳洲政府公開把中國視為假想敵，準備一個二戰以來最大的擴軍計劃。這兩件事說明：一是中國的自信心增強了，二是西方對中國的擔憂不減。
中國與西方的分歧更多的表現在文化上。西方有強烈的優越感，對中國缺乏了解，更不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因此中國與西方更需要加強溝通。一方面中國領導人需要時間來適應世界其他國家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西方也需要時間來習慣中國的觀念。
他又認為，《中國不高興》這類書不代表中國人的傲慢，而是源於受西方和日本控制的不愉快經驗。以一個西方人來讀《中國不高興》，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證明他們還是相當理性的，是一種互相尊重的、諒解的態度。
但他同時也告誡中國人，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中國帶來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中國將來不會改變其對外開放政策。他表示，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就說中國應該謙虛，謙虛對現在的中國也很重要。
中國崛起，不能走與世界對抗的道路，不能讓極端民族主義毀了自己，雖然外國人讀《中國不高興》不會不高興，但中國人自己讀這樣的書應該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