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北京提出九七年後，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國人發現在不得不交還香港的無可奈何之中，這是一個對她部署撤退、未來長期影響香港，甚至把香港長期保留在親西方營壘裏大有文章可做的方案。這篇文章如果能做得好，還可以利用香港繼續「西化」中國，這的確是一盤戰略大棋局。
要做好這篇文章的最關鍵之處，是英國人部署、安排一個怎樣的「港人治港」。對此，英國在兩個地方落墨，一是推行政改，用所謂民主普選把香港的政治權力植根於「本地人手中」，這樣的「港人治港」，中央政府就完全被架空，中國的所謂「單一制」就被擋在了羅湖橋以北。當年，英國人鼓吹「三腳櫈」理論，通過「保羅動議」，鼓吹「還政於民」，推行政改，開放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員，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二是在香港政府公務員體制中提拔培養認同英國人政治價值觀的「華人精英」。培養這一批人不僅着眼於九七年的政權交接和一、兩屆政府管治班子，而是有更縱深的人事布局，讓中央政府長時期內無從選擇，即使不滿，也無從措手。
有了上述兩處落墨並部署成功，英國人可以放心的打道回府了。然而，最大的問題是，英國人部署的這樣的「港人治港」，十二年來出現了極大的混亂，施政一塌糊塗，經濟衰退，民怨沸騰。英國人沒有想到，她培養的那些「治港」的「香港精英」皆是無能之輩，他們雖然滿腦袋英人價值觀，標榜有「國際視野」，在英美世界游走時如魚得水，但決策能力、管治能力極差。英國人也沒有想到，她通過所謂民主普選培養推出的那些政客也多是些問政能力低下、私心自用、黨同伐異之徒，而那個民主普選制度除了拆台扯皮、引起社會分化之外，也毫無建設性。事物的發展往往要壞到極點才會向好的方向轉化，即所謂物極必反，這為北京重新考慮「港人治港」問題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