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律賦予醫生在醫療上唯我獨尊的特權。病人不幸身故，若無醫生「認頭」簽發死亡證，便須交死因裁判官處理，撒手塵寰也未得安樂。也有罹患惡疾、群醫束手者，在離世後再受醫生宰割，取出五臟找尋死因，奉獻遺體為醫解困。當找出死因告知家屬，未亡人對救不了至愛者仍感激涕零，認為生死由天，醫生最後能準確診斷，令亡者不致死得不明不白，已是功不可沒。
請病假，須呈交醫生證明；患上慢性疾病申請提前退休，須由醫生進行評估；工業意外受傷，依法索償，亦須靠醫生判別永久傷殘程度。但是，若市民不滿醫生的表現，須另聘醫生以專家身份代為出頭，因為以非專業挑戰專業，難獲法庭信納。因此，只有醫生才能論斷醫生，行外人無從過問。
社會賦予醫生在醫療上最高權威，但醫生技能不一定是醫療隊伍中最強的。以接生為例，經驗助產士處理順產，肯定比普通醫生技高一籌，只要他們量力而為，懂得何時向產科醫生求助，孕婦安全不會比由醫生接生遜色。
同一道理，由護士或技術員執行部分檢查程序是行之有效的安排。由受過有關訓練的護士為病人做心電圖檢查，由技術員為病人照肺，往往比醫生做得更快更好。故此，未必每個醫療步驟都由醫生執行便最恰當。
況且，「半桶水」醫生比「半桶水」護士更危險，因為前者責任更重、權威更高，更易掩飾及更難制衡。因此，取決由誰來做甚麼，重點在於培訓質素，以及安全管理是否到位。然而，若對護士委以重任的底蘊，是周一嶽欲縮減公立醫院資源，則另作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