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古玩藝術體現東方魅

精緻的文房古玩向來是不少收藏家的頭號獵物，帶有觀賞價值之餘，又不失實用性，尤其是明、清兩代的珍品如硯台、筆筒及提盒，近年頻頻於拍賣市場取得亮眼成績。至於自古以來跟中國有着頻繁交流的日本，其案上珍品亦承傳自中國文房，並發展出獨當一面的工藝。將於兩依藏博物館最新展覽《菊與龍》展出的一系列文房珍品，體現了兩國在文藝上的一脈相承與各有千秋，說不定能為你的收藏視野帶來啟發。

透過文房用品的工藝，可看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蛛絲馬跡。

中日文化一脈相承

中國的書寫文化源遠流長，「文房四寶」中的筆墨早於夏、商時期已出現，後來更流傳到日本。《菊與龍》的策展人方顥諺（Stephanie）說：「自唐代起，中國為了宣示國力，不時遣派使者到日本進行交流，與此同時，當年的日本對大唐文化甚為嚮往，採取了主動吸取的政策，多次派出遣唐使，這亦是中國文房用品傳入日本的重要里程碑。」在展覽中有一件出自二十世紀、用於收納文玩散件的紫檀小提盒，面板裝飾為藍漆書法，既可找到唐代詩仙李白的詩作《峨眉山月歌》，亦有日本文人寫於大正十年（即1921年）的落款，正好反映中日兩國文化的承傳。

出自明代的紫檀胎雕漆筆洗，以「菠蘿漆」工藝裝飾，顏色豐富。

面板飾有李白詩作的紫檀小提盒，用以整理文案上的小物。

飾有圖案及文字的紫檀筆筒，可看出明代流行的百寶嵌工藝技法。

設計流露自然美

Stephanie續指，自筆墨傳入，日本開始發展書法，繼而建立了一套專門的文房用具，而兩者滲出的東方色彩可謂如出一轍。「昔日中國文人愛在書房悠然地創作，所以文房用品都是適合在案上使用；至於古時的日本，因武士們需要用筆墨做記錄，於是當時的工匠製作出可攜式文房用具——矢立，用來盛載筆墨。雖然兩地文房用品的設計不盡相同，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細節看出兩國文人的共通點——崇尚自然，舉例，古時中國的筆洗與筆筒，多取材自珍貴的紫檀木或黃花梨，展現出奇詭的紋理和典雅的色澤；另一邊廂，出自日本的文台和硯箱，多以竹子、桐樹、秋花等自然景物為裝飾圖案，同樣予人一份恬靜感。」

仿煙草盆的硯箱，頂部配以鳥籠形蓋子，在抽屜內存放着小筆和刀具，表面的「蒔繪」裝飾以秋花及鵪鶉為圖案，並刻有「寬哉」款。

仿煙草盆的硯箱，頂部配以鳥籠形蓋子，在抽屜內存放着小筆和刀具，表面的「蒔繪」裝飾以秋花及鵪鶉為圖案，並刻有「寬哉」款。

明治時期以「蒔繪」裝飾的矢立。

江戶時代晚期的文台與硯箱，以桐樹開花圖案飾面，有君子的寓意。

細節反映時代特色

Stephanie坦言，古玩的收藏價值在於它能夠反映時代，例如昔日乾隆帝對仿製材質情有獨鍾，經常命工匠打造仿木的瓷器，或仿竹的木器等，這種風氣影響了當時的文人，出現大量仿製材質的文房用品。在日本，文房用品的設計也受君主喜好、社會政策所影響，例如在明治時期，天王頒布廢刀令，禁止民眾帶刀外出，刀匠為覓出路，以造刀、鑄劍的技法製作矢立，所以不少明治出品的矢立都帶有武器的式樣。

想見識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兩國的文房藝術？展覽《菊與龍》便提供了一個平台，除了展出50件兩依藏博物館的珍藏，還帶來逾180件日本工藝珍品，包括江戶（1603年~1868年）與昭和（1926年~1989年）時期的產物，對古玩愛好者來說，將是一次難得的觀摩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