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絡上讀到一篇頗有探討價值的訪談文章，題為《華人武打電影所面臨的挑戰？》，文章訪問了一位內地作家兼電影人張海，他專注研究武打片，近期出版一部新書《影武者》，該書花了3年時間採訪接近20位華語圈的動作導演、武指、武打演員及動作替身。
在這文章中，張海指出了目前華人武打電影有衰落的迹象，並談到外國武術指導和武師的冒起（包括韓國及泰國等），正威脅傳統深厚的華人武指圈。
其實說「華人」武打，不如更準確講是香港武打，因講到兩岸三地武打動作電影，香港一直執牛耳並影響巨大。香港武打指導經過多年鑽研早已自成一門藝術，最高峰應該是90年代末至00年代上半期，袁和平連續憑《22世紀殺人網絡》和《臥虎藏龍》，成為荷里活寵兒；之後再有國際發行的《英雄》，及昆頓塔倫天奴導演的兩集《標殺令》延續人氣，香港武打設計也成為搶手貨，一時好些二線的武指都獲得在荷里活發展的機會，「Wire Fu」——特技「威吔」（Wire）與功夫（Kung Fu）結合的一個新造詞——成為一時潮流。
但事實確如該篇《華》文所指，香港武打近年出現了停滯甚至衰退。
雖然武打/武俠電影仍是中港合拍片一大主流，香港武指也仍然有市場，但從創作角度看，近期令人眼前一亮的武打設計可說寥寥可數，記憶中比較突破和具新意的是甄子丹的《武俠》（可惜此片票房不如意），而事實上甄子丹亦予人單手撐起武打片半邊天之感，暫時未見有動作新星足以接班，青黃不接的情況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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