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問題持續,從短期看,中國經濟正在放緩;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降至27年來的最低點。持續的貿易摩擦,促使一些製造企業將生產基地撤出中國。
如果由此而引起的工廠關閉而導致違約,就可能會對金融機構造成連帶影響。近年來中國採取了一些軟化貿易摩擦影響的政策調整,包括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對私營企業的支持和放鬆貨幣和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也可能是中國經濟在近期的一個重要支撐。
中國經濟增長對貿易依存度已經下降。過去十年中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GDP佔比在持續下降,已經從二○○八年的32.6%降至一八年的19.5%。中國與美國的貿易差額已經收窄,同時在經常項目中,中國對美國服務的進口量(與商品相反)一直在增長。中國經濟正在重新平衡,內需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一八年對GDP增長的貢獻達76%,而十年前僅44%。
貿易戰影響在兩個領域最為明顯,一是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科技領域和尖端科技(例如5G、人工智能);二是全球供應鏈中的硬件產品(例如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預計關稅成本會由供應鏈、品牌和最終消費者共同消化,從而減輕對任何單個公司影響。但這仍會導致消費需求走弱,銷量下滑,資本支出延遲。
從中長期看,貿易摩擦可能導致關鍵技術採用延遲(例如5G)、供應鏈多元化和行業標準的分化。未受到嚴重影響的結構性驅動因素,包括新興市場本地化的創新、持續上升的數據使用量及生成量,以及相應的晶片需求,和向在線服務和消費的轉型等。
由於貿易衝突持續不斷,許多國際企業已在強調供應鏈的多元化,儘管這一趨勢似對中國不利,但可能會導致其他亞洲市場及其他市場的資本支出上升。例如,墨西哥憑藉與美國供應鏈的傳統紐帶、地理位置和有競爭力的工資水平等優勢,可能會吸引投資,同時中國對美國農民的報復也應該會促進南美作為替代供應市場的出口。
同樣,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已經下降,一九年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例如印度、台灣、越南)的貿易量已有所增加,近年來在價值鏈上的位置也在提升(例如南韓、越南)。聯儲局的降息緩解了加徵關稅可能給美元帶來的升值壓力,利好新興市場貨幣,同時也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例如南韓、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降息)。此外,歷史顯示聯儲局的降息周期總體上一直利好新興市場。
面對貿易相關的長期波動局面,我們在持續評估投資組合的風險,通過不同的假設對個股進行壓力測試。除對近期盈利的影響外,我們看好競爭優勢依然完好的公司,並力求投資那些具有可持續、優質盈利流的公司,以及具有良好現金流和資產負債表的公司,因為這些公司可承受住宏觀環境不確定性的考驗。儘管如此,持續不斷且無法預測的貿易摩擦對消費者和企業信心造成了影響,抑制了消費,延遲了投資決策,風險難以避免。但是,我們仍然樂觀地認為這一大資產類別的投資機會繼續存在,潛在的機會依然強勁,估值也十分有吸引力。
作者:富蘭克林鄧普頓新興市場股票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