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重振日本經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以提升當地增長潛力,重點措施包括二○一四年引入由高盛日本首席策略員Kathy Matsui率先提出的「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概念,透過稅務改革及增加託兒服務,鼓勵女性投入職場,要求企業增加她們的晉升機會,惟迄今成效好壞參半。
最近有研究顯示,若然日本能夠改善性別經濟差別,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可增加5,500億美元(約4.29萬億港元)。不過,日本社會性別歧視向來嚴重,要達到目標殊不容易。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環球性別差距指數顯示,日本在149個國家中,排名110位。日本二○一七年女性收入較男性低24.5%,差距是36個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第三大。
然而,日本人口急速老化,十五至六十五歲的人口估計由二○一五年的7,700萬,萎縮至二○六五年的4,500萬,雖然已成為當地經濟長遠最大挑戰,亦為女性爭取職場發展機會創造空間。若佔一半人口的女性更多投入職場,將有助紓緩日本勞動力緊張情況,安倍政府在該方面已取得一些成績。
過去十年,日本投入勞動市場的女性淨增加190萬。相反,離開職場的男性則有91萬,而日本女性的就業參與率,由二○一二年稍高於六成,升至去年逼近七成,並超越美國。安倍希望有關比率到二○二二年進一步升至80%,但亦承認日間託兒服務不足,迫使很多女性離開職場。
第一生命研究所估計,日本每年因「湊仔」而離開職場的女性達20萬,加劇勞工短缺問題,除薪金收入減低6,360億日圓外,企業的生產力損失更達1.17萬億日圓。
有見及此,日本政府於二○一八年度在託兒所興建及聘請人手的開支達1.32萬億日圓,較前一年度高出14%,令託兒名額增加1.1萬個,目標在二○二○年把輪候名額降至零。高盛去年亦在日本引入託兒服務,申請只需很短時間,公司便可派人照料員工的患病子女,冀挽留女性人才。
此外,有批評指,日本新投入勞動市場的女性主要從事低收入和兼職工作,反映女性經濟學旨在填補勞動力不足,並非決心解決男女職場不平等問題。事實上,即使是一般女性打工仔,除薪酬待遇往往較男同事差,升職機會亦相對較低,育有子女者更甚。儘管日本三年前通過了《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惟情況未見顯著改善。
現時日本女性佔管理職位的比率只由一二年的1%升至4%,分別低於中國及美國的9%及17%,期內日本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率急增一倍,但僅佔整體3.7%。安倍政府面對現實,放棄最初提出到二○二○年,三成管理職位由女性出掌的目標。
三菱UFJ研究及顧問首席分析員Yoko Yajima認為,除非企業提供一個限制工時下,仍然可以獲晉升機會的環境,否則女性職場受歧視問題不會獲得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