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不斷以高速增長，到現在已在國際舉足輕重，舉世的企業無不對中國市場虎視眈眈。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內地在二○○○年到二○○六年短短六年間，能源消費增長幾近翻一番；同時，中國能源效用率低，主因是科技水準和環保意識比起西方國家低，而經濟利益當然也是問題之一，所以在減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議題上，中國具有巨大和潛在的減排空間。
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中國被評為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的處理上，中國主要通過碳排放交易機制（CDM機制）來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而早在二○○二年中國政府已正式核准《京都議定書》，並以合法身份進入CDM機制。現時中國已開展了近三百個清潔發展機制，若是全面投入的話，其減排規模相當於全球CDM減排量的50%，也令國際投資者憧憬中國可成為亞洲的碳排放交易中心。
另一方面，減排是能源問題，對發達國家來說，它們是高技術和結構優化，使利用能源的效率高；但中國剛好相反，有的是低成本和發展減排空間大，所以對中國來說，要達到減排節能的要求，必須提高能源效益，而這有賴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
對發達國家來說，以資金和技術來換取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權是有利的，不同國家因技術和條件，產生了不同的減排成本，形成了價差，而發達國家對減排配額需求大，中國這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提供交易配額空間的地方。所以在CDM的大前提和原則下，發達國家和中國可謂有互助的空間，因這有助中國的碳減排，而多出的排放權可賣給發達國家。
碳排放交易是用經濟手段推動環保的國際通行法，在此背景下，不少國家為了支持各種節能減排項目的開支，如植樹造林以及經營森林保護活動，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為目的，紛紛建立各類型的CDM基金（簡稱碳基金）。
按照《京都議定書》所議定，雖然中國在減排上沒有任何負擔，但中國對自身的環保要求，也應時代的要求而增加。在中國建立和運用CDM基金的可行性很高，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減排項目儲備最多，同時現在外資看好中國的投資環境，所以中國可成為最大CDM市場潛力的國家。
由於歐洲相對有較高的能源使用率，中國企業要通過技術改造來減少碳排放的成本，歐盟是發起《京都議定書》的重要國家之一，她們在技術、結構、法制和金融方面，已到相當成熟的地步。現在CDM基金的來源，也很自然大部分來自歐洲，跟着便是日本。美國和澳洲兩國在二○○一年拒絕履行《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義務，因此兩國的CDM基金不多。
對中國來說，CDM基金只有初步的經驗，基金的建立、管理和運行操作仍需外國幫忙，CDM基金要結合一種符合國情的基金管理模式，既有配合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執行政策的能力，但同時也可加入內地專業人士，發揮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才能，歐洲較成熟的架構，其管理和操作模式值得內地參考。
從眾多國家碳基金的使用效果來看，它對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也證明它本身的存在價值和影響力。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蘇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