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開二胎之前，內地每年徵收二百五十多億元的社會撫養費，但這筆原應收歸國庫的巨額財富，卻成為貪官的唐僧肉，「撫養」了一批又一批貪官。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局確立計劃生育國策，對超生者罰款，美其名曰社會撫養費，這筆錢每年超過百億元，多年下來已滾成上萬億元。在不少超生者為此家破人亡，留下一段段讓人嘆息悲劇的同時，更多的計生官員卻中飽私囊，大發橫財。
內地媒體揭露，一些鄉鎮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百分之九十淪為發獎金福利、報銷公款吃喝的小金庫。這一做法直接導致社會撫養費與計生部門自身收入福利掛鈎，加劇了催繳過程中採用暴力手段的誘因。事實上，在一些地方，基層計生人員為了收取更多社會撫養費，甚至不惜「放水養魚」，鼓勵群眾超生，然後再徵收社會撫養費。
計劃生育原本是「天下第一難」的工作，但在基層卻是油水最多的肥缺。很多計生官員抄家的殘酷手段，簡直比當年日本侵略軍的「三光」政策還要兇惡，超生百姓家中值錢的財物被掃蕩一空，就連房子也被推倒，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一些沒有財物可供搜刮的孕婦，即使懷胎八月，也慘遭強制引產。反觀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家，只要出錢行賄，連生多胎也無人管。
當局設立社會撫養費，原意是用於超生兒童的公共設施建設，但沒想到最後居然「撫養」了貪官。社會撫養費的變質，折射出內地行政管理是何等的荒唐。社會撫養費的透明度問題，輿論已呼籲多年，當局始終置若罔聞，到底何時才能給國人一個交代呢？
類似權力尋租的行為，在內地屢見不鮮。行政部門在執行政策時以罰代管，甚至養寇自重，將特權變作撈錢的手段。例如公安部門打擊賣淫嫖娼，警員往往跟一些妓女勾結，先讓妓女勾引嫖客，關鍵時刻警察破門而入，抓住現行之後，威逼嫖客上交罰款。那些所謂抓嫖能手，實際是養娼高手，天天都有進帳。又如地方政府給交警下達罰款指標，多罰者多收提成，導致不少交警上街亂開罰單，甚至將執法權外包給黑社會，官匪一家親。再比如內地食品衞生問題之所屢禁不止，並非法規不健全，而是執法部門玩忽職守，一些執法人員收受不法商家賄賂後，對問題視而不見。
事實上，政府部門在施政時錢字當頭，有利可圖的事打破頭搶着幹，沒有利益的事能躲則躲。正因為此，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地方利益綁架了公共利益，甚至凌駕國家利益，一些長遠對民生有利的德政，最後往往淪為誤國誤民的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