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政治局常委，不是國家副主席就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如曾慶紅、習近平和張德江。十九大後，則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兼任此職，說明中央已將香港工作實實在在納入行政領導體系。這反映了朝廷對港工作方針和辦法的某些轉變，反映了中央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新布局、新要求，也是中央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必然「定制」。
二○○三年香港爆發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遊行，震驚中南海，北京遂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統籌協調涉港工作。○三年的大遊行是由反對派領導和發動，之所以規模頗盛，說明九七回歸後他們「逢中必反」路線的成功，說明中央對港工作存在嚴重缺失和誤判，其關鍵之處在於將「五十年不變」錯誤理解成「五十年不管」，對反對派姑息綏靖，多次退讓，怕字當頭，生怕港人、國際社會、外部勢力攻訐朝廷河水犯了井水，干預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結果造成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親痛仇快、思想混亂、離心離德，加上朝廷所託非人，港英餘孽幾乎把持香江府衙大政，建制內無間道「精準打擊」，從內部攻破堡壘，大局靡爛，不可收拾。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立後，做了許多努力和工作，一些方面頗見成效，但根本之處仍呈嚴重偏差，錯上加錯，讓港英餘孽代表曾蔭權當了特首，對反對派縱容更甚，一廂情願要建「和諧香港」。結果香港工作愈協調愈離譜，愈協調愈渙散，反對派愈猖狂，香港問題愈多愈亂。這時中央才提出用全面管治權撥亂反正，重整秩序，中央小組要由「協調」變為「行政」，擬對港政出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