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和一班問責高官由中央任命，其地位相當於內地的封疆大吏和「中管幹部」——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省部級幹部。不過，因為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江特首和問責高官在人事「來源」、選任程序和方式上與內地大吏高官不同，他們當上特首和問責官員之後，朝廷對他們的工作要求、指導也不盡相同。然而，他們都是朝廷命官，都須對中央負責，朝廷對他們全權管理也完全一樣。
問題的難度在於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制訂一套怎樣的辦法對他們實施有效管理，提出工作指導和問責。對此，回歸之初及很長一段時間幾乎是一片空白。中央在選特首、選高官問題上常常陷入迷思，捉襟見肘，所託非人，錯漏百出，混亂不堪，更遑論怎麼要求他們、指導他們、管理他們。這些香港「中管幹部」實際上成了中央不管幹部，他們也把自己管治的香港當成了「化外之區」，有意無意地「區隔」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朝廷面前以藩王自居，以為在香港行的是「英式文官制」，體制不同，衣冠不同，中土天朝管不了他們，也不應管他們！
這種心態膨脹甚速，反對派、洋奴餘孽漢奸、外部勢力大加鼓勵，公開挺他們「要代表港人」、「維護香港」，和中央對着幹，公開向特首施壓「對北京說不」。有這種心態和「社會支持」，他們不把中央放在眼裏，陽奉陰違，在大是大非、原則底線面前，忽而強調「香港特殊」，忽而鼓吹「時機不成熟」，忽而表示「香港民意難違」，甚至以「劈炮」要挾中央，前特首曾蔭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對此皆有淋漓盡致的表演。
事實證明，中央若不管這些香江「中管幹部」或管不好他們，「一國兩制」必走樣變形、亂象不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