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在外交領域的領導實際是二級制。在最高領導人之下，就是分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楊潔篪，他與時任中辦主任栗戰書、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滬寧，是最高領導人外事場合標配的「三駕馬車」。
十九大之後至今年三月，這一局面發生了很大變化，楊潔篪晉升政治局委員，成為十五年來第一位「入局」的外交官；王毅繼任國務委員，時隔二十五年後再度出現國務委員兼任外長的情況；王岐山則是二十年來首位「非局委」的國家副主席，協助最高領導人處理外事工作，排名僅次於政治局七常委。因而，外交工作形成了「習、王、楊、王」四級制。譬如在金正恩訪華這樣的重大外交場合，就是「四級同堂」，共同參加。
除此之外，則各有分工。王岐山通常代表國家主席，會見重要外賓，如五月一日會見新建交的多明尼加外長，王毅陪同。楊潔篪與王毅，雖然在職務上分屬黨、政兩系統，但在黨管一切、黨管外交的大環境下，並無行政職務的楊潔篪也直接代表國家參加外事活動，如近日作為國家主席代表出訪中東；王毅作為國務委員，則在政府系統承擔了最多的日常交往磋商。
但是像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這樣的涉外新機構掛牌，楊潔篪、王毅共同出席。該署在重大方針上歸楊潔篪負責的中央外事辦統籌領導，但作為國務院系統機構，日常工作由王毅分管，這與政法系統體制極為相似。新組建的國家移民管理局掛牌儀式，是政治局委員兼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共同出席，黨政協力。
中國現時致力於偉大復興，不僅意味着需要壯大國力，很重要的一環是提升國際影響力。從十八大以來，中國持續表現出對外的強勢手腕和強硬姿態，尋求積極主動、有所作為。一帶一路、亞投行、上合組織、金磚峰會等中國主導或佔據話語權的機制，形成戰略擴展的新平台。外交體制的擴軍改革，也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
在近幾年的黨政軍機構大改革中，涉外方面都是重點。軍改中單獨組建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國務院改革中組建國際發展合作署，除了日常業務，還承擔其軍援、金援工作。這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撤銷對外經濟聯絡部之後，時隔三十多年重建負責經濟援助的機構。
此外，負責政黨外交的中央對外聯絡部增設黨群外事協調局、信息傳播局，職權擴大。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改組為委員會，成為名副其實統馭外交的頂級實體機構，中央外辦則成為運轉中樞，凌駕於外交部、中聯部、對外友協等各系統涉外單位之上。
值得關注的是經貿領域，除了負責外貿的商務部外，外交部、財政部、央行都增設擴充對外工作部門，如外交部國際經濟司、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國際財金合作司，負責處理G20、APEC、金磚等平台的事務。涉外財經方面，劉鶴是關鍵角色，但是作為在國際經濟上具有相當人氣和豐富履歷的王岐山，同樣擁重要話語權。
有了機制化的後備保障，中國外交攻勢持續加碼。在對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際，金正恩訪華、中印非正式會晤等外交活動，都堪稱妙筆。加之博鰲論壇、上合峰會的舉行，形成了「近交遠攻」之勢。雖然中國暴露在科技研發方面的嚴重不足，但外交表現可圈可點。再如，在涉台外交方面，岡比亞、巴拿馬、多明尼加先後與北京建交，台灣國際活動空間日漸萎縮。這與空軍戰機持續繞島巡航一起，文武相濟，釋放強烈信號。而解決兩岸問題，也是民族復興必不可少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