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香港回歸後，保留了英夷治下的整套司法制度和繼續實行普通法。
北京為了體現「高度自治」前所未有的「高」，還由香港設立了終審法院。而英夷治下，香港司法體系的「終審法院」是英倫祖家的樞密院，此乃香港殖民地「宗主國」的最高司法機關。香港司法體系和任何人員都不能也不敢挑戰樞密院「一言九鼎」的權威地位，更加不敢「說三道四」，表示「質疑」。他們知道這裏有整個憲制、憲政、憲法的國家規制和司法「倫理」，這也是所有國家和地方實行法治的基本原則和基礎。
而香港設立的終審法院，其地位絕非等同英夷治下的英倫樞密院，只是為了香港特區能夠更好的實施普通法作出的「司法配套」。
香港特區的整套司法體制，包括終審法院和普通法的實施，都是地區性的建制，其頭上有一國、有中央、有國家憲法、有全國人大這個最高法定權力機關，整部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手裏。有了這些，香港的法治才得到「授權」，香港方能實施法治，這是最根本、最明確的制度安排。
此安排不是多麼複雜難明，讀法律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ABC罷了。然而，香港回歸後，英夷培養的一些司法中人卻偏偏要「揣着明白裝糊塗」，屢屢挑戰一國、挑戰憲法、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決定和司法解釋權，且極盡攻訐抹黑之能事，明目張膽的破壞法治。
他們不斷以法律為武器和中央鬥「法」，對香港有終審法院的高度自治猶嫌不足，他們野心勃勃要踢走人大，自立為王，擅專司法，抗拒一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