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二十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大落後，完全沒有方向，新動力匱乏，已被廣州、深圳追趕上來，原因之一在於香江府衙一直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吃老本混日子，看不起社會主義治下的廣州、深圳，認定香港的資本主義必然優越，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些年廣州、深圳在一心一意謀發展上做了甚麼。香江反對派則把全部心思用在如何「隔絕中港關係」上，用在如何「防範河水」上。香江府衙尤其是內部的港英餘孽對此呼應配合，二十年來當局從未制訂香港面對全球及中國內地經濟發展形勢大變，應當如何明確自身定位、找準發展方向和提升新發展功能的基本方略。
反觀廣州、深圳這些年不斷與時俱進，極為重視自身的經濟發展方向，不斷提升經濟結構和城市社會轉型，跑上快車道。例如廣州在經過一系列多階段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商貿中心」，更多的匯聚了全球的貨物流、人流之後，又制訂了廣州要成為樞紐型網絡城市，「匯聚更重要的資金和智力（技術）要素，以形成一個全球性的高端要素配置樞紐」的宏大方略。如此高瞻遠矚又實實在在的制訂發展方略，推動經濟和社會向前，香江府衙是連想都沒想過的，更無此眼光、格局和胸懷。香江府衙的鼠目寸光、小家子氣，盡顯「港人治港」之無能也。
香港回歸之後，承襲港英傳統，每年府衙如何工作只有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從來沒有長遠規劃、大計和方略，也不知道這些為何物，因為「英夷師傅」沒教過他們。英夷統治香港奉行所謂自由市場和不干預方針，只懂「活在當下」的管治哲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甚麼補甚麼，多甚麼減甚麼，且自以為天下最叻，乃談笑用兵，帶出的自是一班更加不知所謂的庸劣之徒，香江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