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部分文革「老三屆」和改革初期冒起的一代精英正退出歷史舞台。當年有幸與他們不少人共事和來往，獲益良多。即使我生性疏懶、少與權貴來往，當年從他們處學到的不少，深深影響我在中國研究方面走的道路。
八十年代下半期，年輕的精英集中於趙紫陽身邊的三大智囊機構——體改所、農村發展所、中信國際所，以及中國社科院與汪道涵先生在復旦聚集的一群。當時我被邀加入北京中青年經濟論壇，算是參與其中，但交往最多的是王小強、張少杰與體改所，朱嘉明與國際所，王岐山與陳錫文也曾到旅店找我交流。可惜，八八年至八九年政治形勢突變。最記得是八九年四月北京京豐賓館會議，與會者如王岐山、馬凱、劉延東、朱嘉明和周其仁等留在北京的都大多出席，代表改革初期的主要智囊人物，而我和鄭毓盛是僅有的海外參加者。惟內外政治鬥爭激烈，會議不能像莫干山會議那樣啟動改革，沒有結果，反因其後六四使參與者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衝擊。但這一代人仍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最精英一輩，其後二十年至十九大前，無論在政壇、政策研究、學術領域都見到這一輩人的貢獻與影響。
猶記得在深圳，香港學者一方，與由姚錫棠帶領的上海學者一起爭議國策。今天，王新奎已退休，王戰也退至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的二線，汪道涵先生早已仙逝。可以說，八、九十年代，京滬港三方的青年學者交流是歷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