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香港未能實行普選，前瞻未來十年，恐怕也不易圓夢。一般人當然會認為責任應在中央，因為普選放與不放，權操在阿爺，阿爺不肯給，市民便莫之奈何。但筆者是唸歷史出身的，我經常問自己，一百年或以後，歷史學家評價這個問題，會認為責任誰屬？
專家自有專家的評價角度，未必會與大眾同調。歷史學者是否也會如此簡單，在史書上寫上：因為人大常委會在「八三一」決議案中，否決了香港實施所謂「真普選」的可能性，港人又不肯接受「假普選」，結果將普選拉倒，故北京須為此負上全部責任。
出色的歷史學家看問題會更全面、客觀，譬如一個慈父遲遲不肯將偌大的家業傳予兒子，未必是錯在父親，也可能是因為兒子尚未是個可堪託付之人。
試問，如果孩子經常以陰謀論看待家中長輩，對父母全無信任，那是否也該無條件地將家業傳他？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推行國民教育課程，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會接受的事。可惜，本地的反對派卻不分青紅皂白，一反到底，硬要將北京塑造成如洪水猛獸般可怕，在泛民主派的政客和傳媒長期「洗腦」下，竟又有不少市民信以為真。反對派肆意煽惑，部分群眾又民智未開，在這情況下中央不賜予真普選，史評家不一定會全怪罪於北京。
此外，如果兒子經常勾結外人，攻擊家中尊長甚至分裂家庭，父親因而未肯將家業移交於他，那又是否全不合理？泛民主派經常遠赴英美國家「唱衰」香港，據傳更收受了不少來自美國的政治獻金，用以在港製造混亂。尤有甚者，本港部分激進泛民更與支持台灣獨立的勢力勾結，大有分裂祖國之嫌。凡此種種，香江的反對派將來恐怕都要接受歷史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