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要求林鄭月娥政府交出成績單的四件事，相對容易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有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制度完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加強教育宣傳，對社會要在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取得共識，則相當困難，且會阻滯經濟民生。這些屬於上層建築，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屬於經濟基礎。馬列毛的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則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甚至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在革命或變革的時代。
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時，香港是經濟城市，奉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制度，其時上層建築因為是英夷殖民統治的背景，除了缺失「民主政治」，其他大致都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相契合、相適應。不過，這也有相當的好處，避開了民粹主義氾濫，橫衝直撞，政府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效率較高，管治有序，那時的香港是「經濟城市」。
九七回歸過渡期，英國人要搞「還政於民」，推行民主普選政治，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和香港《基本法》接受了這一安排，九七後「循序漸進」實現「雙普選」，此乃在香港上層建築補建或加建曾缺失的東西。而這個政治東西，中港雙方頗有不可避免的歧見，在「一國兩制」大框架下建構這個政治東西，不僅僅是香港的事情，它首先要和「一國政治」相適應，不能讓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感到有威脅有損害。這方面的歧見和爭拗帶來了整個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使香港的上層建築開始對經濟基礎、經濟民生發生極大的負面反作用，此通過立法會內的拉布流會、亂成一團；司法領域的司法覆核，對行政長官、管治班子的窮追猛打，損其威信而實現，最終連經濟民生也大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