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設計和《基本法》的規定，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是「授權式」的，是授權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各方面的施政實現的，不是中央直接管。
香港過渡期制訂《基本法》乃至九七回歸之初，中央絕口不提全面管治權問題，講得最多的是中央絕不干預《基本法》中規定的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那時朝廷真誠和理性的判斷，只有這樣才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國策優勢」和歷史價值，才是政治制度上的「偉大創舉」。如果那個時候中央就大鑼大鼓的端出「中央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能取信於天下嗎？還能有香港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嗎？
「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提出，是因為朝廷發現經過十餘年的「授權實踐」，香江府衙的施政和香港社會的發展走勢失去了正確的方向，損害了中港在一國框架中的共同利益；更有甚者，挑戰一國和中央權威、挑戰中央與特區之間授權與被授權的憲政權力關係。可能有港人會說，中央多慮了，香港人沒有這個企圖和膽子。然而，中央不這樣認為，回歸以來出現的一系列風波、爭拗、惡鬥，加上「本土自決」、「港獨」的冒起，中央認為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受到了威脅，認為由於種種原因，香江府衙在得到中央授權後，並沒有搞好管治和施政，令朝綱不振，管治出錯。糾偏之法是中央「授權」之餘祭出「全面管治權」，「細化」權力監察和決定權方案，督導香江府衙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
目前這只是初步，中央知道落實「全面管治權」有制度層的隔阻，然又不能一下子大動土木，現在最好牛刀小試就能見到成效，未來林鄭月娥政府表現如何，乃朝廷重要觀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