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實施對香港全面管治權，首先要「管好」香港的管治者，讓他們在管治理念、施政方向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要達到這個境界，首先又要讓他們明白其「權力來源」，誰給了他們管治權，其管治權為誰而用。
其實，這是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香港《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一國兩制」憲政安排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自治權——全部來自一國，來自中央；本地管治者的權力全部由中央授權。不過，因為歷史沿革，因為香港九七回歸的特別安排，因為要保持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香港整套管治機器和公職人員幾乎都坐「直通車」。在管治象徵和人事上，只換了最高行政長官，換了國旗、區旗。這種狀況難免讓一些人「感到」，香港特區和管治者的權力來源是模糊了，不那麼清晰了。更何況整個過渡期和回歸之初，朝廷很少談到中央和香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講得最多的是除國防和外交等事務中央要管，「香港內部事務」不干預；井水河水不相犯；充分相信特區政府和香港人能夠搞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此同時，中央極力約束內地部門和官員的言行，不得有「干預香港」之嫌，對香港反對派、外部勢力對一國和中央的攻訐、挑戰也「盡量包容」，五十年不變成了五十年不管。
是形勢的惡化、反對勢力的猖獗、香港社會的思想混亂、各種妖言惑眾的大有市場，令朝廷「驚覺」必須在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問題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而且要有具體的措施和辦法，否則亂局將不可收拾。
中央的正本清源和一些具體措施，由梁振英政府任內推出，今後會抓得更緊，直接抓到每位管治者的人頭上。毛皇帝說過，抓而不緊等於不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