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政治，一種觀點說是稀有而高尚的品質，另一種觀點說是談不上高尚，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人天生就是一種政治動物，與豬有着本質的不同，因為豬只關心吃。人不能過豬的生活，人要過人的生活，要過政治的生活，故就得有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如果不好，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就無從談起。
理論上議論政治是一種政治權利，每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議論政治就談不上高尚與低下。從權利的內容來說，卻有高低之分，有人議論政治一針見血，有人一百針都沒有扎到肉。同時，這權利有人用有人不用，有人用得多有人用得少。用與不用，別人都不能侵佔。
今天的中國，人人都議論政治，因為互聯網，因為微博、微信、各種論壇。人人似乎都是政治專家，為國家發展把脈，為國家指引方向。過去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少數知識分子的特權，現在情況變了，知識分子的特權沒有了，知道分子取代知識分子。一件事，一個理論問題，似乎每個人都爛熟於心，道得明白。以為現今中國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中國的大事，是中國所有人的大事。政治向所有人敞開了大門，誰都能進出。
統治精英們從來不這麼想。他們以為，大眾從來都是被利用的，大眾的思想都要符合統治精英的需要。不符合統治精英的就是垃圾，就是別有用心。對於別有用心人的觀點，必須進行治理，或者直接把其觀點收拾乾淨，讓其閉嘴。用官方話語來說，就是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統治精英總會不斷地樹立敵人，總是覺得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
在這種情況下，議論政治就可能面臨政治風險。在風險的狀態下，誰議論政治，誰就高尚；誰不議論政治，誰就是臣民、腦殘、犬儒。卻不知，人人都議論不能的事實，卻打破了一廂情願式的推論。那種自視清高的人，敢於發政治議論的人，總是覺得只有反對才是高尚的，不反對的思想觀點、擁護的觀點就是不高尚的。這其實又是另一種敵對思維，這種敵對思維表面上和政治統治精英不一樣，本質上沒甚麼不同，只不過是用一種敵對思維取代另一種敵對思維。
無論是政治統治精英還是非政治統治精英，都受過文革的侵染，即使文革後新生代也深受現行體制宰制。體制決定人，不但決定人的思想，還決定思想背後的思維。這種思維的短處在於，不知自由的平等性，不知自由的寬容性。
其實，這樣的問題，胡適早就注意到，他的觀點是，寬容比自由更加重要。如果說西方是宗教競爭導致寬容，然後自由又導致寬容的話，那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也要求寬容，因為中國的宗教在體制控制下，沒有成為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沒有真正成為大氣候。如果說平等，那就沒有高尚可言。如果說高尚，那也是平等的高尚，但這不易做到。高尚與否，不取決於智商、財富或能力，而是取決於公共權力。公共權力劃定了議論政治的範圍，在公共權力允許的範圍內，就是高尚的。
反公共權力的人也劃定了高尚的基本內容和範圍。凡是反公共權力的就是高尚的，凡是支持公共權力的就是低下。按政治學語言來說，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有一個邊界，雙方都在邊界內，反公共權力就沒有意義，為了反對而反對，以為反對就高尚，就把問題絕對化了。
都說妥協是民主政治的靈魂，議論政治也需要妥協，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壟斷真理，獨佔真理的霸權。何況政治不是真理佔據的場所。政治之路是通向妥協之路，這條路大家都得共同走，憑甚麼大家的路被某一群人獨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