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特首，是選人抑或是選政策呢？香港習慣是選人。一方面，是傳統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從香港的地產商到在內地投資的港商，都是走人治。故此，影響所及政府乃至大學，更不用說企業，均以人治為尚，着重的是老闆，而不管制度、戰略與政策，本質上是反智。即使與英國殖民時代相比，也是背道而馳，把英式制度、政策的傳統與習慣扭轉。
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屆特首董建華只帶秘書和助手加入政府，一個假設是回歸後一切不變，特首無為而治，另一假設則是董一人便可駕馭整個從殖民地繼承而來的官僚體系，解決萬難。曾蔭權的當權反映了中央政府相信英國訓練的官僚能力，結果曾的政策失誤更大，影響更深。而許仕仁貪腐更戳破了官僚清廉的神話。
人治是香港社會經濟走下坡的關鍵因素。當年選梁振英是看中其政策和由此產生的民望，而不是選唐英年的地位和關係。梁之後的特首，若不是選他或她的政策、能力的話，便是再一次倒退。中央首要要求是國家安全，之後才是政策能力。在中央堅持國家安全為底線，民望只能建基於政策之上，而不是政治和解或妥協。
但是，政策的選擇是怎樣呢？是採取曾蔭權時代的表面無為，實質只是推動金融、房地產、教育貴族化、醫療產業化等，抑或是梁振英時期的轉變呢？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世界的定位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為大眾的長期利益，抑或是為少數擁外國國籍、居留權的精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