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主動釋法，選擇在游梁宣誓案尚待審結期間，引起的巨大政治震盪，至今仍能感覺得到。游蕙禎與梁頌恆兩次敗訴，即使上訴至終審庭，也難望改變「出局」的命運，對立法會非建制陣營而言，其在議會的議席被削減，後果亦相當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非建制陣營原先以為游梁不服輸必會上訴直至終院，訴訟時間曠日持久，少則一年半載，長則兩至三年，在立法會議席的爭持上，或仍有回旋空間。
上訴庭的迅速審結打破了這個幻覺。很明顯，人大釋法改變了法院的整個審判進程。釋法帶來的壓力，教法院不敢怠慢，在基於觸及憲制性問題及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考量下，法院有責任調動必要的司法資源，認真嚴肅地從快處理案件，相信一旦案件成功上訴至終審庭，有關的審訊也不會拖延。
釋法意外地令立法會的地位及尊嚴受到史無前例的挑戰，實非始料所及。游梁一案的辯方從一開始即強調在「三權分立」的大原則下，法院不應干預立法會的「家事」。上訴庭頒下的判詞予以反駁，直指《基本法》擁有最高法律地位，並凌駕立法會，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議員須「依法宣誓」，屬於憲制規定，並非立法會的內部事務。尤為重要的是，判詞指出，普通法之下的「三權分立」和「不干預原則」，都不能妨礙法院執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
法院在執行《基本法》及有關本港法例賦予法院權力的領域，其權威性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