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六，扶貧委員會舉辦了本屆政府任內最後的一次高峰會，重點是總結去年香港貧窮情況。香港貧窮線的定義是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界定，這個定義是政府在二○一三年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上公布，採用的是一種「相對貧窮」概念。根據這個貧窮線官方的定義，現時香港最新的貧窮狀況分別是一人家庭月入三千八百元、二人家庭月入八千八百元、三人家庭月入一萬四千元。
按照這個貧窮的界定，根據《二○一五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香港去年貧窮人口共有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人，相對前年增加了兩萬人，去年貧窮住戶的數字也上升了一萬戶至五十七萬戶。
總的來說，去年香港的貧窮率是百分之十九點七，差不多每五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貧窮人士，這個數據令人難過。
站在學術的角度看，貧窮是一個社會的必然產物，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資源就不是平等的擁有，不少學術研究都驗證了所謂「八十‧二十」現象，即八成的財富是由兩成的人所擁有，而不管社會如何富裕，貧窮問題還是不能避免的，在國際，各個大城市也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窮問題，貧富懸殊也變得更加嚴峻。
要在短期之內解決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而言，政府都是以現金轉移作為手段，來減低貧窮人口的數目，在香港，也就是以種種福利措施，例如綜援、公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等，來幫助貧窮住戶。
根據政府的數據，在實行了種種福利轉移之後，香港去年的貧窮人口降至六十七萬人，這個數目比原來的一百三十四萬貧窮人口足足下降了一半，可見這些福利轉移措施在減輕貧窮壓力上的重要性。
然而，有兩點有關福利轉移我們需要注意。首先，不少人批評福利轉移是政府玩弄數據的伎倆，是以福利轉移來減低貧窮人口數目，但這個批評並不正確。國際上，在計算貧窮時也普遍將福利轉移計算在內，因為要是不將福利轉移計算在內，就會低估了住戶的實際收入，這個計算誤差可以很誤導。
以香港為例，有七十多萬的公屋戶，他們所繳交的租金比較便宜，若只計算收入，可能出現公屋住戶比劏房戶更貧窮的現象。我們可以批評貧窮線的定義太過寬鬆，以致不少生活捉襟見肘的住戶也被列在貧窮線以外，但若批評政府在扶貧工作上玩弄數據，這個批評未免不公。
其次，福利轉移是在短期內最有效的減低貧窮人口的方法，但這只是治標的方法，原因是貧窮戶若是以福利轉移才可以脫貧，等於說貧窮戶永遠不能脫貧，福利轉移不應當作是一項脫貧的工具，其他的方法，例如創造向上流動機會、改善財政再分配等方式，其實也應一併考慮。然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個道理儘管大家都懂，但是要讓福利轉移的扶貧角色重回到輔助性質，在現時貧富懸殊的環境下卻是知易行難。
而更令筆者憂心的是，在職貧窮的數目正在增加，而這些在職貧窮人口當中，擁有大學和大專學歷的人士數目在上升中。當然，高學歷未必等於有競爭力，可是這些高學歷人士都是經過社會栽培，他們的高學歷未能學以致用，要他們生活於在職貧窮的環境，等於是社會的栽培給浪費了。而且社會上高學歷人士的勞動力錯配，更會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泉源，在現時扶貧工作也未見到有多大的成果時，未來扶貧工作的挑戰和難度肯定會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