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僚體制與官僚文化是根深柢固，比起法國和德國，影響更深遠。當然，官僚體制有其合理之處，是一個理性化的組織方法，便於上下縱橫結合，管理龐大的公共事務。像德國的，素以效率見稱。等而下之者，則官僚容易變成貪污的寡頭政治集團。中國歷史上從來都對官僚集團加以控制，所謂皇權與相權之爭。在西方近代史裏，更以政治所代表的社會既得利益來抗衡官僚所把持的國家機器，民主制度的演化便是為了制約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 。
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怎樣對社會與國家作有效的日常治理，卻要同時防範官僚主義和官僚集團，防止政權被政權的經理人所篡奪？此所以毛澤東對「死官僚主義分子」痛心疾首，也不惜政治成本來不停地對之清洗，四清、文革的更深層意義是共產黨政權與官僚之爭。中國的近代例子比較戲劇性，主因是毛的性格、能力和他對中國社會部分利益的號召力。在其他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問題依然存在，例如歐盟，更有各成員國的政治與歐盟官僚體系之爭。
過去二十年的大貪腐，是中國官僚與政權失去了控制，朋比為奸。習近平的反貪腐則是先在政權內集權，再清洗整頓官僚集團、官僚體系與文化，與歷朝整頓吏治相同。
把中國問題放在歷史和中外經驗的範疇來看，可讓我們突破幼稚的政治化意識形態，看清楚問題，也容易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