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一名年老外判清潔工被揭發僅得七元恥辱性時薪，成為最低工資立法契機。最低工資已實施多時，可惜外判工人的權益依然得不到保障，一再備受詬病。港府決定將外判工人工資列為評審標書的必須考慮條件，亡羊補牢固然是應有之義，但如果「價低者得」的招標原則不改，也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港府修訂工作外判招標準則，七月一日起招標的服務合約，評審標書時會由過往「鼓勵考慮」改為「必須考慮」承辦商建議的非技術工人工資。換言之，外判非技術工人的薪金愈高，承辦商的得分愈高，中標機會愈大，冀藉此改善非技術工人待遇。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最大原因是在職貧窮不斷惡化。儘管法定最低工資由最初的時薪二十八元漲至三十二點五元，但以今日的生活指數而言，這個數目連餬口也有困難。更不堪的是，最低工資往往淪為最高工資，無良僱主「奉旨」壓榨非技術工人，致使基層工作者的待遇始終無法提升，令在職貧窮問題愈演愈烈。
港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聘請的合約外判工人也是最多，更改外判合約規定無疑有助改善非技術工人待遇。問題是，政府審批外判合約時，往往以價低者得為主要甚至唯一標準，承辦商為求得到合約和確保利潤，必然將貨就價，過去是沒有議價能力的非技術工人遭殃，將來可能變成技術工人受害，分別只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而已。事實上，政府外判技術工人待遇差並非新聞，這情況在資訊科技界尤為明顯，不少外判程式員因為沒有加薪和晉升機會，士氣低落，承辦商一味挖東牆補西牆，最終必然進一步拖低服務質素。
再說，新合約更改規定，舊合約依舊不變，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局面。威爾斯醫院的清潔工年初曾發動罷工，就是不滿新人薪酬比舊人高，以港府將工作同監管責任一起外判的慣性，類似亂象勢必陸續有來。其實，同工不同酬不僅見於外判承辦商，當局九九年推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美其名曰精簡架構，實際上節省開支，合約僱員與公務員待遇差天共地，往往滿腹怨氣，工作效率低下，繼而影響施政。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曾批評裁判法院定罪率差強人意，原因是律政司缺少有經驗人手，將大量案件外判給年輕律師。司法系統尚且如此，其他部門自不待言。
說到底，確保外判服務質素和工人待遇，當局除了做好監管，關鍵更在於價低者得的招標原則必須改變。歐洲國家早就採用「最有利經濟採購」作為招標原則，競投價格並非唯一考慮因素，產品質素、技術創新、成本效益、售後服務等條件亦必須達到要求，港府為甚麼不參考呢？
當港府高官享受世界一流待遇，香港在職貧窮問題卻不斷惡化，貧富懸殊更冠絕全球發達經濟體，請問公平與正義何在？港府被譏為最大的無良僱主，可謂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