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國會。但中國不叫國會，也不把代表叫做議員，以示與西方的國家有別。新中國一九四九年成立時，卻只設政治協商會議，並以政協委員代替人民代表大會職責。
一九五四年，即新中國成立五年後，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代表五年一任，第三屆人大只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後發生文化大革命，這個議會制度便暫時停頓下來。
到了一九七○年，毛澤東認為局面稍為安定，便擬召開四屆人大，恢復社會秩序，並且主張明確增加港澳代表名額。當年發下的通知，港澳代表定為十八名，並隸屬於廣東省。那時候，全國的代表都不是民主選舉，都是領導部門協商決定，港澳代表當然不會例外，是由主管港澳工作的領導部門選定的。
一九七○年，接獲通知，我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並發來準備在大會上通過的新憲法有關文件。當年文化大革命仍處於高潮之中，所謂新的憲法，便充滿個人崇拜的語言。強調毛澤東的「三個偉大」不在話下，連接班人林彪都寫入憲法，規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創造了世界上的憲法寫入領袖接班人的紀錄。
我後來就當了共七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共三十三年。還當過香港回歸後的第九屆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的團長。這幾天全國人大又即將召開，撫今思昔，難免有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我早前曾著有兩本有關人大會議的書籍，一本是一九九○年出版的《人大回憶錄》，寫第四屆至第七屆的紀事，其中第四屆人大的回憶，曾被台灣《傳記文學》所轉載。後來在一九九七年又出版一本《人大繽紛錄》，紀錄了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到八屆第五次會議為止的隨筆和日記、評論等。
香港回歸，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不再寄附在廣東省代表團內，獨立成團，以香港代表團名義正式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筆者當年被選為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於是在會後再接再厲，出版第三本有關人大著作：《人大選舉備忘錄》，記述九屆人大回憶和十屆選舉。
三十三年全國人大代表生涯，在筆者年紀老邁、已逾八十之齡主動退下，並早在十屆人大第五次會議席上，發表了《人老了，便退下》的退選發言，表示退位讓賢，決不參加十一屆的全國人大選舉，並鼓勵一些新秀參選。言論公開，彰彰在目，並不如某位胡言亂語的政客所說的，「有被遺棄的感覺」。
到了前年，出版社鑑於新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在即，要求筆者整理舊作，以便有意參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有志之士，能對人大歷史特別是香港代表參政歷史有所了解，便由好學生方銳敏（方芳）幫助，遂編輯成《吳康民人大親歷記》出版。
全國人大的會議文化，與香港立法會的議會文化不同。其重要區分，在於香港立法會較注意法律程序，內地則較注意大局，細節不必糾纏，大方面必須抓住。人大會議絕不會有「拉布」現象，更沒有抗議標語以及搗亂會場的情景出現。
但全國人大畢竟是全國各行各業精英集中的一個重要智庫，隨着內地政治民主的開展，愈來愈能發揮對政府的監督和促進政治改革發揮作用。最近全國人大開會在即，我們期望新的一年有新氣象，並祝香港全國人大代表能為國事作出建政良言，祝人大會議成功。
回憶往事，一九七五年的第四屆人大香港代表十四人，現只有石慧、張泉和我在世，謹對已逝的老代表表示悼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