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歐陽修說過，「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盛衰的道理，雖是天命決定，難道不也是人事造成的嗎？香港由盛轉衰，日益沉淪，當中既有天命的因素，但主要還是人事的因素。
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本是為了確保長期繁榮穩定，結果事與願違，回歸近十九年來風風雨雨，紛紛擾擾，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競爭力每況愈下，邊緣化危機日甚一日。無論是前年為時七十九天的佔中之亂，或者是今年大年初一的旺角暴亂，都是管治危機和深層次矛盾的大爆發。
有內地學者指出，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曾是亞洲最重要的商業港口，當時內地人對香港的繁榮和自由羨慕不已，然而隨着內地經濟迅速騰飛，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的優勢逐漸消失，「好運」很快就會用完，邊緣化危機迫在眉睫。最可悲的是，即使香港已不再繁榮，有些人還是不願面對現實，認為自己依然比內地人優越，因此充滿矛盾和憤懣，引發種種衝突和亂象。面對不斷沉淪的香港，學者不禁質疑，這還是「東方之珠」嗎？
學者的質疑，正是許多香港人的疑惑。正如我們多次指出，香港根基紮實，家底雄厚，相對於改革開放前的內地，具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可惜回歸後香港不僅沒有利用「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進一步發展，反而蹉跎歲月，虛耗光陰，經濟發展大幅落後於內地。回歸時香港經濟總量佔全國將近兩成，如今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年後更將跌至百分之零點三，「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僅過了三分之一時間，香港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版圖中已變得微不足道。
事實勝於雄辯，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經濟總量已陸續超越香港，再過幾年，連重慶、武漢、成都等地也將後來居上；過去香港貨櫃吞吐量高踞全球第一，如今只能排在第五位，連寧波舟山港也不如；而在中國社科院去年發表的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榜，香港更首次被深圳超越，失落保持了十三年的桂冠。種種迹象顯示，「兩制」遠遠跑輸「一國」，這不僅是莫大的諷刺，更是莫大的悲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香港淪落到如此地步，固然是許多因素造成，包括經濟結構單調、產業空洞化等等，而社會高度政治化絕對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中央官員曾指出，香港的經濟民生墮後亞洲四小龍，唯獨在政治方面「超前」，顯然不是無的放矢。香港回歸後深陷政治泥沼，爭拗不斷，內耗不已，歷屆港府施政混亂，反對派興風作浪，外部勢力無孔不入，導致亂象叢生。尤其是近年激進勢力抬頭，本土化和港獨思潮氾濫，更是鬧得天翻地覆，永無寧日。
隨着社會愈來愈政治化，一代比一代偏激，一代比一代暴戾，連不少大學生也崇尚武力，開口閉口「勇武抗爭」，令人不寒而慄。可以見到，旺角暴亂中部分參與者好像吃了藥似的，野蠻冷血，見人就打，即使警察倒地也不放過，簡直與恐怖分子沒有甚麼分別。反對派將暴亂歸咎於港府管治問題，認為是「官逼民反」，不過是為了轉移視線，推卸責任，其實，正是因為反對派不斷鼓吹「違法不等同不尊重法治」的謬論，加上港府姑息養奸，激進組織才會變本加厲，將香港不斷推入暴力深淵。顯而易見，旺角暴亂既是深層次矛盾的爆發，也是佔中之亂的延續，當政治狂熱掩蓋一切，當法治根基逐漸崩塌，更多更大的亂象也許還在後頭。
毫無疑問，香港淪落到如此地步，港府有責任，反對派有責任，中央政府也有責任。回歸以來，中央投鼠忌器，既怕洋人指手畫腳，又怕反對派說三道四，導致主權回歸，治權沒有回歸，人心漸行漸遠，成為所有亂象的根源。早前有位港澳辦前官員大聲疾呼，指香港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造成巨大內耗。這無疑是事實，但孰令致之，中央有沒有認真檢討和反思呢？
誠然，近年中央對港政策確實有所調整，由「五十年不管」改為強調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改為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連特首上京述職也要「靠邊坐」，在在顯示中央對港政策改弦易轍，特別是年前對政改方案寸步不讓，更顯示了強硬的一面。怕只怕，香港問題積重難返，激進勢力尾大不掉，即使中央想撥亂反正也無能為力。旺角暴亂後，有人重彈舊調，要求盡快就二十三條立法，無疑用心良苦，可惜在目前的社會和政治氣氛下，這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
還是《聖經》說得對：「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香港由小漁村發展為國際大都會，前後經歷了一百多年，如今回歸不到十九年，香港已由經濟城市淪為政治城市，「一國兩制」荒腔走板，「港人治港」變質變味，香港道路愈走愈窄，不知何去何從。最諷刺的是，香港率先實行「一國兩制」，本是為了垂範台灣，結果反而成為負面教材，令台灣人更加敬而遠之，這絕對是當年鄧小平始料不及的。名正則治，名喪則亂，既然「兩制」不如「一國」，「一國兩制」還有存在價值嗎？
「萬事盛衰無足問，千古興亡盡如此。」大自然的規律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香港過去的奇迹有如天邊的流星一樣，只留下剎那間的光輝，隨着元氣逐漸崩解，邊緣化已經無可避免，這恐怕正是香港最後的歸宿！